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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沈阳姑娘,叫李晗静,刚失恋了,想逃离北京太多的触景生情,逃离这个需要她坐在星巴克发呆,给路人甲和路人乙设计对话以打发寂寞的莫大城市。
  
  有一个滁州小子,叫鲁誉,接受不了两个人在北京吃一顿饭要超过七八十块钱,想退到重庆去——那是他女朋友的老家,在那里,二三十块钱会让两人吃得很高兴。
  
  出于生活成本的计算,出于自己内心的需要,出于事业发展的另辟蹊径,出于思乡情结??他们打消了对“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迷恋,决定离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数量,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真实得亦如我们自己。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联合进行的网络调查,在近1500名参加调查的网友中,有超过八成的“北上广”居民想过到二线城市发展,这其中,已经付诸实施的占到四成。对他们而言,“北上广”的生存难再留恋,地级城市又难以满足他们久经历练的人生的需求发展,于是,“二线”城市(众多的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也包括重庆这样的西部重镇),成为这些城市精英们的流动方向。
  
  梦想转舵
  
  1977年出生的李晗静在2004年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在此之前,她的工作是沈阳电视台编导,做了四年。
  
  “当时我的想法:这个城市有我的梦想,我死也要死在北京,我的小孩要在北京念书,我争取要嫁一个北京人。”
  
  奋斗型加家庭型的央视女编导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的目标,是在2003年抗击非典报道中大红大紫的柴静。
  
  一毕业就来到北京的“80后”男生鲁誉更是对首都充满了向往,血脉贲张。在大学里学习艺术管理的他觉得必须来北京,理由很简单——“文化之都”。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各个角落的资源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向有限的大城市汇集,这里的机会俯拾皆是又光怪陆离,去“北上广”,既是生存发展需要,也是内心情感需要,几乎快要成为一种信仰。成批的怀揣理想的外省青年涌入北京——北京已经成了“梦想”“奋斗”的符号,代表着向上的希望。
  
  梦想向上,生活却有自己的轨迹。
  
  在沈阳从不计较请人吃饭谁埋单的李晗静,在北京三里河租下房子、花去大半个月的工资时,便开始掰扯着请人吃饭的次数,如果超过两次,她心里就要犯嘀咕,暗暗抱怨起对方来。
  
  每天要从表哥家租住的西四环倒了公交倒地铁、奔向东四环工作地点的鲁誉也觉得,穿越紫禁城的路途过于漫长,漫长到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密切联络,漫长到想每天晚上12点之前入睡都成为奢望。
  
  “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19世纪的法国巴黎,早就演过这样挣扎的一幕,巴尔扎克本人深有体会,他在两个世纪前的表达,在今天中国的“外省”青年读来,依然会激起强烈的共鸣。
  
  李晗静和鲁誉,“70后”和“80后”两代北漂,在北京起步时生存条件并不算差,或许这个城市的大部分人都过着跟他们大同小异的日子。他们有些已购置房产,有些还要遥遥无期地租住下去;虽然按照职业划分,他们大概都可叫做“白领”,但white-collarworker,依然是worker的一种。
  
  这个城市希望他们成为“中产”,因为“中产”是一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越多,社会发展才会越健康(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13期《中央力推“橄榄型”社会》)。在城市化进程远远没有结束的今天,“中产”的潜在人数(如果从职业性质、受教育程度来鉴别的话)的确在膨胀,但他们要么有“中”无“产”,要么因“产”返“贫”,没有过上与阶层名声相匹配的富足生活(详见《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8期《被消失的中产》)。
  
  赚钱的压力,让李晗静越来越看重收视率,以前受到的“新闻要关注人的灵魂深处”之类的教化已经悄悄更替为“电视就是为大众制作娱乐产品”,这一转换的合理性是“毕竟是广告商养我们”。另外,采访对象给她下跪央求不要拍摄,或者在新闻现场遭到农民围攻,这些极富冲击力的场景上演得多了,李晗静开始对自己要为之奋斗的职业产生怀疑。
  
  理想和现实之间亘古不变的冲突,向她泼出一盆冷水。
  
  那种冰凉的感觉,对鲁誉来说更切身一些。他觉得没有房就没有归属感,没法安安心心地奋斗,赚的钱花得紧巴,“没有在这个城市生活的尊严感”,“没有归属感,没有留恋,慢慢地就对一个城市失去了信心。”
  
  李晗静发觉自己永远成不了柴静,加上失恋的情感渲染,她决定离开。
  
  鲁誉在反复的成本计算中发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加上女友想回老家,他也决定离开。
  
  在“天堂”消解戾气
  
  刚去杭州的时候,李晗静经常做梦,梦见带子丢了,或者采访对象就坐在对面,但一言不发。北京的手机号一直留着,甚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压根没有使用杭州的手机号。
  
  “我想可能还会有人找我。”她至少半年要回一次北京,会友。
  
  当初她给自己设定的“在野”期限是一年。一年期满,李晗静回北京联系好了工作,还请朋友们吃了“回归饭”,最终却重回杭州工作和生活,不定期限。
  
  “因为我觉得杭州更适合我了。”李晗静的朋友评价现在的她“气场变柔和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很焦躁,特别要强,什么事都想做得好一点,不容易原谅别人。”在杭州一年多来的反思,让李晗静承认,曾经的自己太过强势和凌厉,这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幸福感,以及那段信心满满的爱情。
  
  在北京,最浪漫的事是在没有工作的下午,在百盛的星巴克观察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想象如果他们相遇,会产生怎样的对白。除此之外,生活被分成了两大块,“感觉不是在拍片就是在睡觉”。
  
  在杭州,李晗静还是喜欢觅个惬意的地方,呆着。在“人间天堂”,西式的咖啡店没有中式的茶舍受欢迎。一间茶舍,早上九点进去,晚上六点出来,花上68块钱,管三顿饭,能看看书,还可以抬眼赏西湖。一个周末的时光就这样滑过。
  
  她开始越来越不能理解加班,“礼拜天怎么能上班呢??”再不是北京话语下的“在机房待20个小时还兴高采烈”,“不加班就不踏实”。
  
  她更多的寄情山水,时不时跑到山寺中,与和尚法师们喝喝茶,聊聊天。再不是北京环境中的“去一趟香山,开车开仨小时”,人头攒动,比红叶还多。
  
  杭州也有交通拥堵,但李晗静觉得每天过钱江桥,路过西湖景区,相当于穿梭在天堂,可以消解掉因堵而生的戾气。而在李晗静离开北京的这一年多里,北京市区每天的堵车时间已由3.5小时增至5小时。
  
  她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项羽、荆轲、苏东坡、李白了,因为觉得他们跟自己“都没啥关系”;她“现在喜欢所有尘世间在那里温和走过的男子,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有才华,但他们安静谦和,有人生的烦恼,但致力解决”。对于曾经的偶像柴静,李晗静说,“我没有她那样的能力和坚持,而且,我也不想那么辛苦地质疑和思考。”
  
  “我开始喜欢那些温和的、包容的、圆融的、开放的、温暖的,一切这样和谐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北京缺少的,杭州也少,但大自然里有。”在她眼里,杭州比北京,更接近自然。
  
  她保有着只比北京略低一些的薪酬,现在是一家移动传媒的部门主管,“把自己养活得挺好”;只是,因着杭州的房价也逼近一线城市了,所以她还是不会买房,至于未来会在哪个城市,她还没有想好,“希望有个家有段感情,他在哪,我就在哪。”
  
  对北京几无留恋
  
  鲁誉已经开始在重庆看房了,虽然他和女朋友回来定居只是三个月前的事。
  
  “现在看的楼盘大概相当于北京东二环,是可以看到嘉陵江的"江景房",均价在七八千,在北京的话估计已经超过四万了。”
  
  鲁誉离开北京的决定,起初并没有得到家人的赞同。
  
  在北京已经安家落户的表哥“威胁”他说,离开这里,做你这行的,还有啥前途?
  
  而鲁誉应对的理由是:你看,重庆都有了大剧院。
  
  建设总投资16亿的重庆大剧院,是目前国内在档次和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大剧院的文化演艺场所。这个外形如“玻璃房子”晶莹剔透的宏大建筑,寄托着改善这座直辖市“社会文化事业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希望,也承载着“塑造城市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功能、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梦想。
  
  现在,这座建筑也承载着鲁誉的梦想,虽然“重庆的演出市场比北京还是小很多,跟北京和上海成熟的模式相比还像个小学生,重庆这边民众对高水平演出的欣赏能力还是有很大问题”,但他相信“经济发展之后就是文化的发展了”。
  
  像很多正在崛起的二线城市一样,重庆的经济也在发力。鲁誉的家人最后同意他去重庆发展,部分原因也是看到重庆楼市涨情不错,“房价跟城市竞争力挂钩嘛。”在鲁誉眼里,重庆一点点地剥离诸如成都那般西南生活的休闲,而有了几分“小香港”的味道。
  
  去年重庆大剧院承办了“大河之舞”、“猫”等国际性演出,演出市场比较火爆,这也增加了鲁誉对未来重庆市场的信心。
  
  做国际性的大项目,鲁誉觉得自己在北京的经历给了他竞争优势。
  
  “所谓见多识广,很多东西我比别人更容易更快入手,比如做男高音(演出),在北京有做过,比较清楚企划、宣传怎么做,怎么跟媒体沟通等等。”
  
  步入发展高速路上的二线城市,对人才,尤其是有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奋斗经历的中高级人才,也呈现出渴求之状。根据媒体报道,猎头公司科锐国际2009年大概输送了将近40个总监级以上职位的人员到二三线城市;根据招聘网站前程无忧的统计数字,2009年年底各区域企业招聘需求放量,属长三角经济圈和天津环渤海湾经济圈的职位需求比较抢眼,企业职位需求节节攀高;相形之下,同期京沪广等一线城市在2009年的企业招聘量,同比均有所下降。
  
  在鲁誉看来,仅有的劣势,是自己还没有完全熟悉重庆当地的市场,情形就像巴尔扎克《幻灭》里,老赛夏教育小赛夏从巴黎带回来的时髦花样在本地不适用:“唉,孩子,外省是外省,巴黎是巴黎。”
  
  鲁誉并不担心这种落差和适应,对于这位西南山城的新移居者来说,以后所有的时光都是可以用来适应的资本。对于北京,鲁誉几无眷恋,仅仅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觉得不应该跟“文化之都”失去联系。
  
  “(在重庆)没有在北京学到的东西多,没有北京的那种力量。??做文化的人还是会回北京看看,回北京就是业务上的事情了,生活就是在重庆。”
  
  至于那些还在一线城市奋斗的人,鲁誉觉得从长期成本的角度考虑,不值,“在哪都是生活,在北京那么累,干吗不去其他的二线城市?”
  
  理性的“梦想者”
  
  “有一句诗是什么来着,说世间的人都已经庸庸碌碌的忙了,山里的和尚刚睡足了起床。生活真的是第一位。”在自己新闻事业正风风火火时毅然退出的李晗静,到杭州之后,学会了倾听自己的内心去判断生活,而不是那些完全外化的因素——财富、权力或者社会名望。
  
  “你曾经认为顶顶重要的东西,换个角度想想,似乎又不那么重要了。”
  
  “愚公移山和愚公搬家都解决了遮挡阳光的问题,没有对错,只有选择。”李晗静说。
  
  这样想的,远不止李晗静和鲁誉。
  
  安徽人丁健离开北京之前还是个互联网新闻编辑,但他不想一辈子干下去,于是选择转做电子商务,恰好工作机会出现在杭州,加之杭州距离他的家乡很近,他来杭州定居了,房子买在余杭(相当于北京的通州)——虽然这里的房子涨到了两万,但他觉得,相比北京,这里还是要低一些(通州新城区规划公布后,房价大涨至三万上下)。
  
  山东人张林回到念大学时所待的城市青岛,找回了久违的归属感,现在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虽然当初吸引他去北京的地下音乐、摇滚乐这些当时叛逆的东西,依然在他的喜好列表上,但“不当饭吃”,年龄的增长也让他越来越包容,越来越认可“表达个性和态度并不一定要单一的形式”。即使青岛目前还无法提供给他更多的工作选择,“想跳槽都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但“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活着,做你喜欢的事情,有风险也是值得的”。
  
  陕西人范凯从北京辞了工作后,回老家西安买了房子和车子,但做国际艺人经纪的他还是决定再回北京,等将业务扩展、熟悉更全面的演艺产业运作模式之后,再回老家。无论将来飞到哪里去工作,生活还是要在西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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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程无忧2009年年中对于“个人跳槽意愿”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为24%;到年末,愿意选择去非一线城市的求职者比例上升为31%。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与腾讯网的联合调查,超过67%的人认为二线城市的综合幸福指数会高过一线城市。接受媒体采访的“北上广逃离者”也普遍认同,离开一线城市后,生活过得滋润了很多。由此可见,此番移居,是白领们相对理性的选择。
  
  然而,移居的目的地是经过权衡选择的。对于北上广培养起来的心气儿,不是小地方所能消受——在小城市根本没有市场的产业,为其工作的白领当然不可能送自己上绝路;小城市的资源分配,重亲缘,轻能力,认可真刀真枪拼出来的白领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不公平”;小城市文化娱乐形式贫乏消损了生活的乐趣,小城市生活节奏太慢让人感觉时间都凝固住,小城市的工作琐碎无聊再看不到向上的希望??
  
  在相互的接纳谈判中,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发展势头强劲的经济圈辐射城市显现出“二线城市”的优势,虽比不上“北上广”的成熟、稳固和物质极大丰富,但因其对资源的吸纳能力较强并怀有强烈的提升欲望,基本具备移居白领们所要求的平台,也确实具备容人(才)的体量和胸怀,所以它们更容易跟一线退居者们契合。
  
  科西嘉岛上出生的拿破仑是外省青年的榜样,凭着自己的血肉之勇打遍天下的传奇,让后来者无限向往。无论中外,年轻人寄望于凭借个人才智步入上流社会,是城市壁垒渐次打开后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进步的表征。
  
  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的现状下,在中国城市化急剧又复杂的背景下,即使社会成员向资源集中的大城市做正向流动,也会出现诸多现实的困境。
  
  在时代的汹涌中,微小的个体们,像李晗静,像鲁誉,像丁健、张林、范凯——三十岁上下,有着高等教育背景,在一线城市有一定的物质或精神积淀,又因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便利,不怯于抛弃地缘优势,不单为生存、更为生活质量,理性地选择离开梦想之都,在资源再分配中崭露头角的二线城市,开始另一番生活——成为大浪淘沙中拼命稳住自身幸福的次生梦想者。
  
  来源: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