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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井冈山》第一集,有这么一个情节:毛泽东前往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十分特殊,因为事态紧急,召集人员有困难,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央全体会议,故党史上称之为“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或简称“八七会议”。)毛泽东到达与会地点,在见到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瞿秋白同志之前,导演先“安排”他见到了“中央秘书”邓小平。这位“中央秘书”先对毛泽东纵论了一番天下大势,言及当时极其复杂严重的政治形势,第二代核心“邓秘书”谆谆教导第一代核心“毛委员”:“用我们四川话说,摸着石头过河吧。”毛泽东茅塞顿开。
  
  这导演也太性急了吧?这“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那时还在政治子宫里,还没到摇篮里,就急急忙忙安排他把“邓小平理论”的最核心内容“摸着石头过河”提前搬出来,教导还在成长发育中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了?武装还在蹒跚学步的中国共产党了?
  
  “八七会议”当然十分重要,在紧急关头,拨正了革命航向,毛委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但,这一切无论怎么往脸上贴金,都和邓秘书的“摸着石头过河”毫无关系。
  
  电视剧无所谓,怎么胡乱编造都行。问题是,在共产党的正史上,也有人浑水摸鱼。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私下考证过的那个传说中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在此根据记忆说几句。
  
  传说中的邓小平一生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关于前两次的情况,官方的《邓小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中这么说的:“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刻意突出邓小平在党的幼年时期,就是领袖全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自己在1989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中也言之凿凿,“我二十几岁就当大官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根本就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根本就没有这个岗位,你是在哪里“上岗”和“下岗”的?
  
  没错,中共早期组织史是有几个类似的级别悬殊很大的职务,曾被含糊不清地被人打马虎眼,称为“秘书长”,但是,这些岗位上的人员,除了周恩来、李立三的“中央常委秘书长”之外,当时没有一个敢称党的领袖和“大官”的。
  
  查中共早年的组织史,因为事务本来也简单,中央办事机构也就十分简单,也记载很不详细。一大上仅设中央局三人,一个书记(陈),两个委员(张、李),连个办事员也没有。二大之后,随着事务的增多,逐步成立了几个部,除了中央和各部领袖之外,当然也适当增加了几个办事员。陆续成立过几个叫做“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之类的办事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人的具体职务叫什么,现在无人能知道(本来就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嘛,谁会在意?)反正是肯定不叫“中共中央秘书长”!也只不过是办事机构的办事员,绝对不是什么党的领袖。有明确记载的是,王若飞1926年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这个“秘书部主任”在有些版本的王若飞简历中,就被吹嘘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秘书长和秘书部门的负责人,是绝对不一个概念,比如“市委秘书长”(常委级的人物),与市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是两个悬殊较大的职位。
  
  随着党的发展壮大,历史的记载逐步清晰。1927年4月到5月,党的五大召开,将秘书部升格为与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平级。升格后的秘书部,王若飞的资历就不够了。6月,党早期的领袖之一邓中夏同志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旋即在八七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次年,邓中夏调任广东省委书记,离开了中央,这个岗位是否还继续保留着,谁接替了,不详。党史学家就趁机钻了个空子,把邓小平给“安排”了,“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他离开中央去百色领导起义。有一点是清楚的,那时的邓小平的确是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具体做什么,不是很清楚,估计是个秘书,反正肯定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也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他的资历和邓中夏还差得太远。
  
  在党史学家和官方正史那里言之凿凿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间段里,即1928—1929年。有两位更有资格被称之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人物隆重推出了: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明确设中央常委及其主席(向忠发),明确设一个岗位叫“中共中央常委秘书长”,直接协助向忠发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袖岗位,那么这个领袖岗位由谁担任呢?先后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兼任。正史记载:1928~1930年,李立三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领袖岗位上,在一把手无能的前提下,李立三才犯了著名的“立三路线”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早期职务混乱,秘书处秘书部秘书厅的负责人和中央常委秘书长,后人在很多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统称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比如在一些王若飞的简历中,也提到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问题)其实这里面差别很大,这一含糊不清,就留下了钻空子余地。
  
  看清楚了:同一个时间段里,党史上有个赫赫有名的秘书长李立三(1928~1930年),又从哪里冒出个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28~1929年)?这个矛盾,党史学家们睁着眼睛怎么解释?
  
  这是第一次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情况。关于所谓的邓小平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情况,同样也是子虚乌有的。有些学者和官方修史专家为了“安排”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有的说邓小平在1934年底“第二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以秘书长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有的说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都很荒谬。如果邓小平真的曾在遵义会议的会场上出现过,那么,百分之百的是个记录者身份,与领袖身份根本无缘。此前他在王稼祥的红军总政治部工作,随后曾短暂地出任过一个疑似但决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确切地说,那个职务叫做“中央队秘书长”,这个“中央队”是为了长征方便临时划分的行动小组,其前任是党的主要领袖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后任是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的恋人刘英。以其前任邓颖超、后任刘英这类秘书办事员级别的身份,大体可以判断出邓小平当时的政治地位,与党的领袖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一个为长征“中央队”首长服务的办事员。 (来源:2016-10-26北门翠竹编辑制作:北门翠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