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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是历史的选择。这一历史关头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出自中国工农红军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中。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阐述的重新选择战略进军方向的意见,开始得到并引起党和红军内部高层的重视与深思,有了说话的权利。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受到极大损失,人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不足4万人。而且国民党军已经判明了红军将沿着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计划。在通道以北的城步、芷江、靖州一带,构筑了碉堡工事,以20万人的兵力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型防线,形同一个密不透风的大口袋,张网以待。另以20万兵力在红军侧面围堵,企图全歼中央红军。而当时主持党内军事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预定从通道北上的计划。在红军处于极度危险、生死攸关的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的恭城书院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是他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两年多来第一次参加党的核心会议。虽然这次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但是毛泽东首先发言,痛陈己见,坚决反对从通道北上湘西、自投罗网,让红军遭受灭项之灾。会议在博古、李德的干扰下,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但是作出了调整行军路线的决定,改由贵州的黎平北上湘西。
  
  1934年12月18日黎平转兵,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并付诸实施。
  
  1934年12月18日,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贵州黎平召开。面对国民党军已经在北面由薛岳、周浑元等部修筑好工事,张网以待;东面湘系、南面桂系合围而来三面合围的态势。李德、博古仍坚持北上湘西,并声称此举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毛泽东仍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并引起了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的共鸣与赞成。会议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采取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西进贵州的决定。并决定在适当地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问题。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常委,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参与决策和指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张闻天结合毛泽东、王稼祥意见,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与会的大部分同志支持了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遵义会议和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召开的扎西会议上,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组织调整和重新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不再局限于开会的发言和献策,在组织上取得日常工作和行军作战中对中央红军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这对党、对红军和毛泽东本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5年3月,任中央军委前敌司令部政委,继而出任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全军的三人军事小组成员。
  
  1935年1月19日至3月25日,红军连续进行了四渡赤水之战,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地位,把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毛泽东在其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华,起到了关键作用。1934年3月4日,中央军委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再次以组织名义正式出现在红军的作战命令中。1934年3月10日至12日在贵州遵义县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因为打鼓场风波辞去了政治委员职务。但是任命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为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代表中央全权指挥红军。虽然,组长是周恩来,但毛泽东的党内军内地位实际上又进一步得到了提升。成为组织上指定的军事指挥上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央红军主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夺取了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的胜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1935年8月19日,沙窝会议上,受命负责全党军事工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加强战略指挥问题,于1935年7月18日于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发布命令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实际上终止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工作。但是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一再延误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引发了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红军战略发展方向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为此,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四川松潘县毛尔盖的“血洛”即沙窝寨子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工作,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常委会,并对中央主要领导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由张闻天负责组织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工作。周恩来由于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高烧昏迷不醒,暂时不分管具体工作。至此,毛泽东在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被赋予了对红军最高决策权。此时,距遵义会议只有七个月。
  
  1935年9月12日,兼任陕甘支队政治委员。
  
  1935年9月10日,鉴于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危急状况,中央决定单独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0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的会议,决定将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缩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被任命为陕甘支队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同时决定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称“五人团”。作为中央政治局分配主管军事常委,毛泽东显然在五人团中最占有主导地位,而且握有对陕甘支队的直接指挥权。
  
  1935年11月,担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935年11月3日,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王稼祥、刘志丹等91人为委员。同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中央领导的新分工是:毛泽东率1军团南下,与15军团会师,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工作。张闻天率党、政、群系统去瓦窑堡,为确定新的中央首府进行筹备工作。至此,毛泽东在党内军事工作的对外公布的正式排名中,位居周恩来的前面。
  
  1936年12月7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统一红军的指挥权01936年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命令,以毛泽东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毛泽东名正言顺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统帅。
  
  为什么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长征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呢?
  
  首先是由于毛泽东为夺取长征胜利,先后提出与制定了避实就虚、迂回前进、坚持北上抗日等一系列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
  
  其次是由于毛泽东在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和维护红军团结等问题上,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节、有胆有识、敢于担当,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策略与解决方法。团结了大多数,避免了红军的分裂。
  
  再次是由于毛泽东为制定新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明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为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最后是由于党内民主制度,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与错误的选择中,贤者上,庸者下。
  
  长征选择毛泽东的过程,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遗产和宝贵财富。(环球军事马沈;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