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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上一支六块钱一包的双喜,接续我在思想丛林里的漫步。这次准备谈点深沉的、或许说叫做有些敏感的话题——邓小平到底有没有参加遵义会议。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原始资料的散失,因而一切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与考证,就不再属于历史学中考据学派的范畴,而属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范畴。换一句话说就是,对此问题的所有研究与考证得出的结论,都不是源于直接证据的支持,而是源于对中共历史常识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体验能力。
  
  对这个问题,《遵义会议纪实》的书的作者,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石永言先生有过专门的研究。以下摘自他发表在《文史天地》2001年第10期的《遵义会议出席人员新探》一文:
  
  “遵义会议的参加者,自遵义会议纪念馆建立以来,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五十年代,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将董必武、林伯渠二位革命元勋列为出席者,并挂出他们的照片,但没有邓小平同志。同时也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列为出席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与翻译伍修权未列其中。当时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是18人。这个陈列的依据是1957年3月6日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带着资料员国瑞臻赴北京访问杨尚昆所获得的历史资料。这18人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富春、陈云、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董振堂。杨尚昆还特别谈到,董振堂在会议快结束时,才到场。离遵义会议召开22年之后,杨尚昆的这个回忆,基本是准确的,因为他毕竟是参加者。只是将董老与林老误记成与会人员。由于李德是外国人,我们党的这次会议,尚昆同志没有提到他,完全可以理解。而翻译伍修权,也就自然没提及了。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里,尚昆同志提供的遵义会议与会人员18人的照片,陈列展出相当长一段时间。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人提出董老与林老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经遵义会议纪念馆致函董必武办公室查询,回复是没有参加。根据有关的历史资料,也查出林老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样,遵义会议的与会人员,便由18人减为16人。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人变为16人。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来到遵义,在遵义会议会议室向陪同人员谈到他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他具体的坐位。事隔几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便将小平同志列为此次会议的参加者。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又将小平同志从遵义会议会议室开除出去。此次会议的与会者又由17人变为16人。
  
  1984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弄清遵义会议的若干问题,对究竟哪些人员出席过此次会议?作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研究。除查阅有关的历史档案外,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张闻天夫人)等,其目的主要是要他(她)们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过这次会议?以及回忆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这样,小平同志与会的问题得到证实。于是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公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里,出席这次会议的正好是20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①]
  
  这一段文字,将邓小平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以何种身份参加会议这一问题,在梳理事件脉络的基础上,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显然也采信了中央党史研究室1984年的调查结论。书中写道: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②]
  
  著名的党史军史学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少将在他的著作《走向辉煌》一书中,继续采信了这一结论。他的书中写道: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③]
  
  关于邓小平的身份,党史中用的是“中央秘书长”,金一南用的是“中央队秘书长”。关于这二者,已经有研究结论表明,这二者是等同的,或者说是一个职务的两种表述,是管中央首长的生活以及负责中央队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的。这一职务,邓颖超是邓小平的前任,刘英是邓小平的后任。而在石永言的《遵义会议纪实》(1991年1月1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描写了会后邓小平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一起就餐并提供辣椒的情形。而杨尚昆回忆周恩来所述,邓小平列席会议并负责作记录,也与此身份相符。
  
  综上,目前党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主流的认识是,邓小平列席了遵义会议,不过在会上没有作发言。
  
  然而,事情显然还远未结束。质疑者提出,既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难道仅凭邓小平的一番说词,就能证明他参加(或列席)了遵义会议?这个质疑是十分有力量的。因为,在历史学的范畴,物证或者直接的书证,是最有力量的;语言的证据效力是明显弱于前面二者的,而当事人的语言自证力量更弱。但是,反过来支持邓小平参加(列席)了遵义会议的逻辑显然也同样有力:虽然拿不出邓小平参加(列席)了会议的证据,但更拿不出他当时不在场的证据——比如他正带领部队在前方作战,或是带领警卫战士在外围担任警戒,又或者是他压根儿就没有随队长征;而作为中央(或中央队)秘书长,以担负会议记录的身份列席会议,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毕竟,一个如此重要的会议,由谁记录呢?而据后面发现的陈云的传达提纲,并未明确指出谁做记录。
  
  如果就这么以这个思路纠缠下去,则在中共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记载将是,参加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既参加又未参加)。然而,历史学不是量子力学,不存在一只既死又活的“薛定谔的猫”。在邓小平之于遵义会议问题上,绝不存在一个既参加又未参加的状态。因而,邓小平说他参加(列席)了遵义会议,这句话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绝不存在中间状态,也不存在含糊的空间。
  
  那么,如何判明这句话的真假,或者说,如何确定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呢?在没有物证书证的情况下,是不是就无从判别这句话的真伪呢?我认为,不是。我一直认为,人类的思维理性,以及逻辑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来对此作出检验。
  
  在正式分析讨论之前,我认为应该确定的一点是,邓小平是一个有着很高智慧、很高情商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艰难曲折而又十分辉煌的一生可以得出。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甚至讨厌他,但甚至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有城府有能力的人。否则也不可能得到毛泽东的长期重用,甚至在两次把他打倒时,都留有相当的余地,并在文革并未结束时果断起用他,而且不只一次的表示自己对他的喜欢和关心。[④]只要认可了这个前提,那么,下面的讨论就可以继续。当然,那种用邓小平人品不好为前提,得出他必然撒谎的结论,再用他撒谎为依据,证明他人品不好的循环论证手法,是不值得浪费笔墨进行批驳的。
  
  下面进入讨论环节——邓小平有没有撒谎。
  
  首先,假定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撒了谎。
  
  一般说来,一个智力正常的人如果要撒谎,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掩盖某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二是为了从中获取某种利益或者说好处。那么,如果邓小平会不会是为了掩盖某种事情,比如他杀人了,强奸妇女了,或是偷东西了,因而制造一个参加会议的谎言,以证明他不在另外的案发现场?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说这个话是在遵义会议23年之后,当年如果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已经为人所知则用这个谎言也隐瞒不住,如果不为人所知则又无须去刻意隐瞒。那么,会不会是为了某种利益呢?我相信,怀疑或否定邓小平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大都是抱有这个想法。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如果他把没有参加说成参加,他是想或者说他可能从中获取什么利益。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如果他想获取,当然一定是获取政治利益。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会认为,他这么说是为了拿到一点补贴,或是以后退休了增加几块钱的退休金,抑或是为了赢得吃瓜群众甚至女学生仰慕的眼光——稍稍了解邓小平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且并无喜好女色的传言。而政治利益,又有直接的政治利益和间接的政治利益之分。眼前的政治利益,当然是职务或党内排名的提升。那么,熟悉中共党史的都知道,1956年9月28日,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常委之一(其余五人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并担任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具体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⑤]在距此仅仅两年的1958年11月,他跑到遵义撒这个谎,能捞到什么呢?如果他八大前跑去说这个话,还可以说是为自己入常积累一点资本。再者,参加过遵义会议又是个什么资本呢?能对政治前途有帮助?如果是,那么,当时的正式代表那么多,甚至在其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张闻天、王稼祥,为什么此时党内地位都反而远在邓小平之后呢?当然,他说的这个话成为文革中被批斗时的一条罪状,就不是他能预计的了。
  
  那么存不存在间接的政治利益呢?所谓间接的政治利益,当然就是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了。如果是为了这个,那么,他在指出自己参加了遵义会议之后,一定还要讲清自己在这个会议上发挥了什么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四川人,此前基本没有在北京的市井里生活过,既不会卷着舌头说话,估计也不会以旁观某热闹为荣。如果要凭空为自己增加一个遵义会议亲历者的头衔,那必然也要说出自己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否则,一个“打酱油”的形象,能给自己增色多少呢?并且,按他自己的说法,“我的一生已经够光荣的了,不会没有参加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再者,他女儿毛毛问他长征时做什么,他的回答也只有三个字:跟着走。按照一般人的风格,跟自己孩子谈起革命家史,一分贡献说成十分都算比较谦虚的了。他连给自己的孩子说话都这么务实低调,有必要跑到遵义吹这个牛吗?
  
  综上,邓小平在遵义会议这个问题上撒谎,一无必要,二无动机,三不符合他的风格。
  
  那么,既然他没有撒谎,既然参加遵义会议也并不能给他贴金,他为什么要说出来呢?我理解,这不过是他故地重游时,有感而发地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当然,也不排除他想到了更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他通过听会,学会了驾驭战争的一般规律,学会了如何以长远的眼光、更高的视角,去思考和谋划一支军队的发展问题。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知识,研究战例,尤其是研究失败的战例,是提高军事素养最便捷的方式。遵义会议期间,作为毛泽东的追随者、支持者,听取各方发言,尤其是认真听取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失败的教训,从而深刻而具体的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前,以上属于个人对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所做的逻辑分析。最后的结论,我采信习总的界定:“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⑥]
  
  [①]《文史天地》,2001年第10期,第16—19页。贵州省政协办公厅主办,文史天地杂志编辑部编辑出版。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386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③]《走向辉煌》第207页。金一南著,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6月北京第1版。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73、510、511、512、51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出版。
  
  [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394页。
  
  [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来源,新华网,2014年08月21日08:16:26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