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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命运又往往决定于某一个人。  
  写给我的同时代人及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们。  
  ——梅桑榆
  
  《历史并未远去》节选——  
  第十五章文革运动的尾声
  
  2.在领袖逝世的日子里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我是在铁路上听到的。时隔三十余载,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976年9月初,我与同宿舍的孙柏盛,到上海去玩。孙柏盛是上海人,下放凤阳多年,始得招工。返回时,他在铁路工作的哥哥,把我俩托付给一位列车员,为我们省下了车票钱。车到蚌埠后,我们因未买车票,不敢走出站口,便沿铁路往东,溜出车站。我正走着,忽听铁路边的房屋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今天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大家到时注意收听。男播音员腔调低沉,预示着将要播送的是什么不幸事件。
  
  我们沿铁路出了站,上了一条马路,没走多远,便听路边一个大院里传出哀乐声。我往院内看去,见很多人端坐在一台十二寸黑白电视机前,哀乐声是从电视机里传出的。我意识到,可能是某个大人物逝世了,否则电视不会播放哀乐。我和孙某走进院子,见电视正在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播音员的声音沉痛而缓慢,屏幕上骇然出现毛泽东“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的全屏字幕。
  
  这个消息,令我深感意外。我早在大串联时就收到传单,说毛主席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有说可活到两百多岁者,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已经喊了十多年。在我的意识里,“毛主席”是一个官职,一个词汇,不可分割,主席前面的字,一定是毛,而不可能是赵钱孙李等字。毛泽东,永远不会与“死”这个字眼连在一起。
  
  我走出大院,一时浮想联翩,模糊地意识到,国家将会发生大的变化。至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非我一介草民能所知。
  
  我之所以有此想法,并非我有何政治判断能力,或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而是受到一个人的启发。
  
  文革后期,有个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省宣队”),长驻黄泥铺公社。这个省宣队,由两位年长的干部与一位青年军人组成,两位干部,一位姓徐,一位姓周,与我父亲年龄相仿,我喊他们叔叔。公社的工作,他们插不上手,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他们来自省会合肥,不怕当地人说他们敌我不分,立场错误,晚上常来我家,与我父亲聊天。只是那位军人碍于身份,未到我家来过。徐先生是个有思想、有头脑的人,见识广博,十分健谈,他和我父亲谈历次运动,谈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可谓无所不谈。有一天,徐先生与我父亲聊起“文革”,谈论间,他指着墙上的领袖像说:“国家的命运要想改变,你的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得等他老人家走掉。”他的话,我入耳不忘。而徐先生的预言,后来果然得到了验证。
  
  我一回到建筑公司,政工股长迎头便说:“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忙死了,你赶紧来写标语。”我随他走进政工股办公室,见里面已有几个人在扎白花,桌上堆着不少白纸、黑布。政工干事为我腾出桌子,我铺上白纸,用一支特大的斗笔,写起“沉痛悼念”、“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之类的大标语。那只斗笔,笔头有鸡蛋粗细,可以写尺余见方的大字,是单位专为我而购。我写好了大标语,又拿来裁缝用的大剪刀,帮着裁黑布,政工干事把我裁好的布条,分给几个会踩缝纫机的女人,令他们连夜赶缝黑袖章。当时,县城各单位都在忙同一件事,根本找不到人加工白花、袖章与花圈,只有召集职工,自已动手。建筑公司的正式工加临时工,有两三百人,每人一朵白花、一个袖章,又要扎庞大的花圈,工作量很大,我们几乎干了一夜。
  
  次日一早,我和两个同事上街贴标语。此时已是标语满墙,一眼望去,白花花一片,不见尽头。
  
  县委连夜在招待所设好了灵堂,通知县城各机关、企业一律停止上班,到灵堂献花圈、致哀。早晨一上班,建筑公司职工人人胸前佩戴白花,臂套黑袖章,抬着花圈、排着长队,前往县委招待所。灵堂设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门外贴着大标语,门旁的小院里,已堆着不少花圈。灵堂正面墙上,贴着毛主席大幅画像,上方有一朵黑布系成的大花,黑布从画像两边垂下,画像的上方与两面,围着青翠的松枝。四个军人,持枪肃立两旁,气氛十分庄严。
  
  我们进了灵堂,向领袖像三鞠躬,然后退出。悼念完毕,回到单位,我站在二楼办公室,见马路上人潮如涌,向北望去,不见尽头,一支支队伍,抬着花圈,头尾相连,结成长龙,浩浩荡荡,向县委大院进发。那些花圈一个比一个大,多为纯白花制成,临淮关某厂,竟用钢筋扎成直径丈余的大花圈,用卡车载着,运往县委的灵堂。政工股长看了,连声说:“哎呀,我们的花圈扎小了,我们的花圈扎小了。”
  
  随后,政工股长又召开工地负责人会议,传达上级关于悼念期间的注意事项,其中一条,是从现在到9月18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喝酒。我们本无什么娱乐,连电视机也没有,停止娱乐活动,是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事,唯不准喝酒,须特别强调,因为瓦工干的是体力活,多爱喝酒,行管人员,酒风也盛。政工股长一再强调,谁若喝酒,就是对毛主席没有感情,要严肃处理。至于怎样处理,他没有说明。
  
  八九天不喝酒,对酷爱杯中物的人来说,很是难熬,有的人违反禁令,晚上在家关上门,偷着喝,被人举报,后来挨了批评。某家于禁酒期间来了客人,以酒款待,并且忘了禁令,猜起拳来,此人政治上有点问题,结果被当作典型,开会批判,说是毛主席去世,他幸灾乐祸,暗中庆贺。
  
  9月18日那天,县革委会通知全县人民,有电视机的收看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没电视机的收听广播。那时的机关单位,大多没有电视机,当天上午,县城各单位都停止工作,围在收音机或高音喇叭前听广播。县城的高音喇叭,比农村更多,各条街道旁的电线杆上,都装有此物。我们的宿舍位于三楼,楼顶上就装着两个高音喇叭,位置恰好在我的床铺上方,距离不过三米余,只是中间隔着一层楼板。每日天不亮,《东方红》的乐曲便轰然响起,此曲的过门,开始是隆隆的鼓声,于寂静中突然爆发,震耳欲聋,仿佛楼房都在颤栗,我每天被惊醒之后,只有用被子蒙住头,以少受折磨。晚上的播音,要到九点半以后,才能结束。后来我和同宿舍的人到县广播站提出抗议,说那大喇叭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学习,他们才派人将其移走。当天上午,街边每个高音喇叭下都聚集着许多人,到了晚上,一些想看追悼会现场的人,又自找门路,到有电视机的单位去看电视。
  
  唐山大地震后,凤阳接收了一批伤残人员。那些伤员,是用货运列车(俗称“闷罐车”)运至凤阳临淮关火车站的,约数百人,由各机关单位、学校派人拉着平板车,到车站去接,将他们拉到县城,集中在县委党校医治。党校大院内,搭起许多临时建筑,作为病房,县卫生局从全县抽调了一批医生,担任医护工作,我父亲也被抽来服务。晚上,我早早赶到党校找我父亲,让他带我进党校礼堂看电视。我们进去后,礼堂的座位早已坐满,靠墙站着很多人,很是拥挤。有些已能走路的唐山伤员,也在其中。主席台上,摆着一台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我和父亲尽管在离主席台较近的地方站着,仍然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站在墙边,位置太偏,而当时的电视靠天线接收,信号很差,满屏的雪花点,只能大致看清人形。追悼会时间很长,当时天气还很热,礼堂里人太多,空气浑浊沉闷,我白天已听过广播,失去看下去的耐心,想要离开,但父亲一直神情肃穆,没有要走的意思,并且不和我说一句话。于是我便陪着父亲,一起把追悼会看完。
  
  事后,父亲对我说,他的老首长王守基(此人建国初期是父亲的上级,曾出访苏联,为九级高干,已经退休),看电视之前,曾特别关照他“千万不要中途离去,千万不能与人交谈议论,要表情悲痛,有始有终,否则会惹麻烦”,所以他牢记老首长的两个“千万”,一起坚持到最后,他虽不愿假装悲痛,但始终保持沉默。
  
  北京的追悼大会开过以后,全国各地接着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凤阳也不例外。
  
  凤阳的追悼大会,在城北农学院门外的空地举行,那里是一片很大的空场,是凤阳县召开万人大会的场地。什么公判大会、誓师大会、表彰大会,以及各种传达中央重要指示、“掀起运动新高潮”的大会,都在此处召开。
  
  那天上午,县城各行各业的人,以及县城周边大队的农民,络绎涌向会场,所有人都胸佩白花,臂戴黑纱。会场上仍是红旗招展,但巨幅标语都是白底黑字。有“沉痛悼念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逝世”、“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等。会场北面,是砖石砌成的主席台,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巨幅画像,与县委设的灵堂一样,上面用黑布结成黑花,黑布从两边披下。台上的横标,与北京天安门上的一样,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台下的花圈,堆了几层,向两边摆开,有数十米之长。会场边上,停着救护车,一些医护人员,在一旁守候。
  
  十时左右,哀乐响起,主席台上,一人宣布追悼大会开始,高喊:“默哀三分钟。”万人肃立,垂首致哀。但默哀不默,不少人开始抽泣,声音悲戚。台上人宣布“哀止”之后,许多人也未止哀,会场上爆发出一片哭声。在我周围,有人瘫坐在地,泪流满面,放声号啕;有人扑嗵一声,晕倒在地。一人痛哭,多人响应,悲痛的情绪,感染全场。医护人员肩背药箱,东奔西跑,忙着救护晕倒在地者捏人中、打急救针,一时救不醒者,被人用担架抬出会场,送往医院抢救。一个农村妇女,竟坐在地上,双手不停地拍着大腿,以哭当歌,腔调如同父母亡故时的哭丧,劝止无效。这种哭相,实在不雅,且严重扰乱会场秩序,她未晕倒,也被人架出场外。
  
  痛哭者多为女人,一些尚能控制情绪的人,则上前劝说号啕者节哀。有的人被别人劝了几句,也就不再哭喊;有的人就像演员听到掌声,别人越劝,她哭的越凶。哭者多发出凄惨的呼喊,声泪俱下,喊声此起彼伏,如同竞赛,你喊:“毛主席呀,我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了!”她呼:“毛主席呀,你老人家走了,我们以后可怎么活啊!”更有人用手抹着眼泪鼻涕,喊叫:“毛主席呀,我情愿替你去死啊!”这话后来成为一些人在种种场合悼念毛泽东的经典语句,因为此语最能显示说者的耿耿忠心,尽管谁都知道他不可能替领袖去死。有些话,别人不好劝说,比如“再见不到你老家了”,毛主席活了八十多年,她根本未曾见过,即使再活八十年,她也不可能见到,于是只有劝她“别哭了,我们还要开会呢”。至于说“毛主席走了,我们以后怎么活”的人,别人就劝:“别哭了,我们以后怎么活,毛主席都写在书里呢,以后只要学好毛选,照样能过幸福生活。”
  
  那年的天气非同往年,虽然已过中秋,日头仍然很烈,情绪稳定者,被太阳晒得出汗;情绪激动,哭泣不休者,便容易被阳光击倒。会场上,不时有中暑者被抬到场外的救护车上,拉往医院。主席台上的人,你念悼词,他献忠心,末了是表决心,要“继承伟大领袖遗志”,“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追悼大会,一直开到中午才宣布结束,我早已饥肠辘辘,回到宿舍,立即抄起碗筷,直奔食堂。毛主席虽然活在我的心中,但此时我只能想到饭菜。这主义、那主义、这路线、那路线……大道理千条万条,但人胃中无食不行。
  
  一个月后,北京又传来特大新闻,小城再次为之沸腾。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悼念,而是为了庆祝,使人们的情绪从大悲转为大喜。
  
  (未完待续)
  
  注:《历史并未远去》三十万字,属于民间写史一类。全书以个人经历为经,社会见闻为纬,记述了我所经历过的种种运动。此书忠于历史,所记皆亲历亲闻,也许可以让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作者:梅桑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