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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
  
  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共运史上继法国巴黎公社后的又一件大事。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大演习,文革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演习。
  
  中国的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发动的初衷是要防止他身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这里说的“资本主义”,是中国特式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西方不允许中国走他们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
  
  1964年2月9日,毛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说,“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还没有死,在我们的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注1],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文革前夜的毛泽东》,邸延生著,新华出版社出版,第331页)
  
  1966年5月5日,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又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整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第1410页)
  
  文革失败的原因
  
  毛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十一天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经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下达,文革正式启动。历时十年,以失败终局。失败的原因,作者梳理了四条。
  
  一、当年的中国人对毛发动文革的初衷缺乏切实的理解,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发表108年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还认为,那以后,阶级斗争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有足够的史例证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改变私有制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后,资产阶级并不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执政的共产党只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谋发展,就能走向共产主义。毛认为还需要继续革命。对于继续革命,中国人曾耳熟能详,然而当年真正领悟的人并不多。
  
  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列宁所说的“传统所有制观念”顽固地长期存在。执政的共产党,一旦放松无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这是毛的一贯思想,这个思想不是到文革前夕才产生的。
  
  早在1957年4月,中国基本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不久,毛在听取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四省一市干部思想动态汇报时,插话说:“八大决议关于落后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9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次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作出决议,改正一次会议的错误提法。1962年9月,毛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还带领全党进行了一场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论战,自苏共二十大到中国文革前夕,时而缓和,时而激烈,持续了十年时间,主要理论成果有“两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论战的目的,除了表明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基本原理外,也欲借它山之石,作为反面教材,向中国人民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如《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全文九节,前三节的标题分别是:“南斯拉夫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泛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
  
  在所有制问题上,毛寸步不让,特别关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据《毛泽东传》记载,在农村搞包工到组,甚至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还说是一种进步的管理方法,一涉及“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就不能容忍。因为前者体现多劳多得,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者则必须坚决制止,一打开缺口,就有可能难以控制,导致集体经济瓦解。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央高层刘、邓,还有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毛自己的政治秘书田家英等,热衷于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陈云还面见毛,建议搞“分田到户”,说“分田到户”国民经济恢复只要四年,否则要八年,毛听了很生气,一部传记文学作品记载的他的回话是:“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搞。”毛泽东说,“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三年后,毛重上井冈山,对陪同上山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那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这个领域更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这是毛的心迹表露。为中国的前途命运,他曾焦虑若此。
  
  毛为什么那么重视所有制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只有一点跟旧社会、跟资本主义不同,就是所有制变了,变私有制为公有制了,其它都差不多。意思是如果这一点不同消失了,我们就是旧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了。文革中期,他又郑重其事告诫说,即使公有制还存在,“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为社会主义阶段还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权利,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实行商品制度、货币流通这些体现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运行法则(就是当下人们常说的,必须搞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接轨”),林彪一类上台,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权利只要加以保护、强化和扩大,放任少数人(毛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用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新生资产阶级就出现了,两极分化就发生了,当年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形。毛这一郑重告诫,当时并未引起中国人警觉。
  
  这种思想状态,到文革结束前还没有多大改变。1975年,毛批评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人们对毛发动文革的初衷难以理解的重要原因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从未在中国真正发育成熟过。文革初期,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都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跨进工厂的,根本没有遭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切身感受。中国人(包括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感性认识很少,要真正吃了苦头后才会清醒过来。毛是见微知著的思想家、哲学家,永远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人们要跟上他的脚步是不容易的。
  
  不理解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毛主政时期,虽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露头,但他们难以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转变为复辟的行动。毛有无比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活着一天,就搞一天社会主义。在他领导下,中国这古老的土地上,曾出现过这样的历史奇迹:
  
  那时候,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农民是国家主体,生产资料人民共有,贫富差距很小。
  
  那时候,警察很少,法官、检察官更少,刑事发案率却很低,社会上没有黑恶势力,黄毒绝迹,赌博等恶习受到遏制,官场清廉。
  
  现在一次次收缴枪支弹药,民间连山民祖传的土枪也不准留,还觉得社会不稳。那时候,全民皆兵,国家把真枪实弹发到全民、集体企业和人民公社基干民兵手中,没有丝毫忧虑。
  
  那时候,国民经济发生过困难,持续三年,连温饱都难以保证,但人民仍然拥护共产党,愿意共度时艰。大家心里清楚,眼下生活艰难,并不是因为官吏贪腐,有人鲸吞社会财富,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自然灾害,也有人为因素,如生产瞎指挥等。但当人们亲眼看到基层干部,甚至县太爷也有双腿浮肿的,就都谅解了。这样的困难时期如果现在出现,陈胜、吴广们早揭竿而起了。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毛说,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隐患,要搞文化大革命。人们一时看不透,不理解,是在情理之中。
  
  毛撒手人寰二、三个月前谈到文革,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反对的人”,主要是干部,特别是党政军高层关键的少数,他们在党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如通过“5·16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十六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党的九大、十大上,都投文革的赞成票,实际上并不理解,私下里都反对。就是这部分人,毛一逝世,就使用“事变”[注2]的手段,致文革于灭顶之灾。但他们中不乏后知后觉者,王震将军是其中的典型。他1993年3月逝世,临终前动情地说,“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毛主席比我们至少要早看五十年”,“我对不起毛主席”。
  
  如果历史能有“假设”,文革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而推迟三十年,发生在九十年代中期,一定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二、当年,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只要开展文革,必然一开始就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几乎都结成死结,极大地阻碍了文革进程,这是文革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对于文革中的两派现象,作者长期百思不得其解。2011年底,读到老田一篇探讨反右扩大化问题的网文,才有所悟,找到了文革两派产生的源头。
  
  老田说,反右扩大化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的当权派,和被他们实际控制的条条块块上一个个由坏干部和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一手搞出来的。
  
  毛决策反右后,中央书记处采纳彭真的意见,“按单位下指标”。抓少了不行,没有右派(毛定的右派标准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也要抓出右派来。这“按单位下指标”正中各地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坏干部和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下怀。当时他们正愁本单位、本部门一大批“眼中钉”没办法拔掉,一大堆“绊脚石”没办法搬掉呢,这下好了,按个右派帽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55万右派就这样被轻易制造出来。
  
  我国各地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的坏干部和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
  
  在私有制制度下,社会构成很简单,是主和奴,官和民。社会管理也简单,例如在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出钱购买工人劳动力:你愿意干,我给钱,给多少,我说了算,不愿干,就滚蛋。1956年生产资料公有化后,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废除了,在企事业单位里,大家都是国家主人,虽有领导和被领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分,也只是分工不同,单位领导无权随意开除、辞退劳动者。如果不转变思想观念,单位领导就会感到官难当、人难管、事难做。
  
  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这种全新的变化,一开始就引起毛的重视。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进行了切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两类,一类敌我矛盾,一类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人民不能自己对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向另一部分人民专政”,“凡属人们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强制和压迫的方法去解决”,毛特别强调“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采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他们的内部矛盾”。
  
  那时候,在我国基层企事业单位里当领导的,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里一样,大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过来的各类干部,他们工作热情很高,但大多带着“我为人主”的旧观念走上新的岗位,又不善于学习,甚至对毛的反复提醒也置若罔闻,很难适应新的工作环境。这个状况,毛及时觉察到了,1957年3月,他在外地巡视时说,“我这个报告(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毛泽东传》,第659页)
  
  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我国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特殊人群脱颖而出。他们雄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当时,我国基层单位重视从劳动者中培养积极分子,以辅佐专职干部。这个人群看准了这个机会,主动投入领导怀抱,服服帖帖做领导“线人”,对领导不顺眼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人物的一举一动偷偷记账,不时打“小报告”,领导一声招呼,或一个眼色,他们就把自己变成“打手”、“棍子”,四面出击,必有斩获。不但展现了自己的能耐,也使领导的威信不断提高,特权不断扩大。从此没有人再敢对领导说三道四、提意见、发牢骚。他们“投桃”,领导“报李”,培养他们入党,提拔他们到名副其实的新工头岗位,一个由坏干部和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在我国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逐渐形成。
  
  反右以后,这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在大跃进时期刮浮夸风、瞎指挥风,大显身手。以后又依托各种政治运动,继续发育成熟,我国各地大大小小社会结构的多数,被它整得鸦雀无声,它的威势达到吓人地步:谁反对它,谁就是反党。
  
  1960年3月,在毛的关注下,中国产生了“鞍钢宪法”。它的主要内容是:“一改两参三结合”。“一改”是改革(对工人管、卡、压的)不合理规章制度,“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三结合”是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领导技术革命)。
  
  “鞍钢宪法”的目标和后来的文革一样,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充分发挥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各级当权派和管理者的直接监督作用,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暗渡陈仓”。当时各地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正处在上升时期,颐指气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继续我行我素。
  
  文革开始,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受到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当权派的庇护。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一广播,刘少奇就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大中学校,搞第二次反右。在工作组支持下,这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对文化大革命立刻进行疯狂反扑。有人统计,仅北京市24所高等学校,他们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57年”,“在中学生中间,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毛发觉后,指出这是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的当权派“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进行了调整,随后又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1300多万人,直接发动群众,终于摧毁了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当权派推行的镇压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各地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失去了原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当权派的庇护后,受到了冲击,“坏干部”顷刻丧失了手中的权力。
  
  然而,这个同盟中的“假积极”人群,并不因此而瓦解。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扬眉吐气惯了,不相信天说变就变,造反派能咸鱼翻身,没有顶头上司在明里领着就自己拉队伍干。这个人群所拉起的队伍,就是文革中遍布各地的保守派组织。
  
  与造反派比,他们是少数派,但政治经验丰富,能量大。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但是也打毛的旗帜,早期建立的组织,甚至也叫“红卫兵”。例如浙江,为了对付从北京来杭州串连的红卫兵,省委书记江华要求省级机关也建立红卫兵组织,说红卫兵对红卫兵好说话。运动初期,各地各种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什么的,也大多是他们建立的组织。他们建立组织的目的是跟造反派对立,阻碍文革的进行。他们对待造反派,极其心狠手辣,1967年2月后大打出手,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著名的如青海二·二三惨案。
  
  青海省西宁市的保守组织红卫兵总部、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贫下中农红卫军,以及青海省军区内的机关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指挥部”)等,在青海省军区副司令、机关造反群众指挥部顾问赵永夫指挥下,于1967年2月23日,对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属的西宁市造反派群众组织进行血腥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7人(其中死169人),逮捕13414人,又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还有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劳动的4279人。(据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公告)
  
  此类事件在全国不少地区发生,当年7月,武汉发生了“百万雄师”事件,连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安全也受到威胁。
  
  8月以后,他们又歪曲毛的一系列指示,打着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风等幌子整造反派,象用铁筛子筛沙一样,让造反派这筛子里最后只剩下筛不掉的几块大疙瘩。
  
  这些“大疙瘩”,在后文革清查运动中又被他们一锅端。
  
  文革中的保守派,即文革前全国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的“假积极”人群,为致文革失败立下了汗马功劳,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过后一样,文革结束后也得到丰厚回报。他们中的骨干分子,在揭批查运动中就被提拔重用,子女得到荫庇,进了好单位,安排了好工作,“英明领袖”连续两次给全民和集体单位提工资,每次都是40%,明示是给他们的酬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称他们为“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
  
  不过,这些“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的好日子,并没有延续太久。在否定文革任务接近完成,准备搞改革开放的时候,总设计师怀疑这个人群是否干得了这份赚钱的买卖,突然改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牌,进行了一次政治调整和重组,这个人群在反右和其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扮演的假积极角色,在文革中扮演的保守派角色,改由各类知识精英替代,他们黯然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接着,又和当年的死对头造反派一起,做了一场全民变国有,国有企业实行产权改革,下岗、买断工龄的恶梦,最终沦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或陷入欲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当然,他们中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们,本身就是知识精英者,不在此列。
  
  行文至此,作者突然觉得,给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不加区别地冠以“假积极”,是不妥的,这个人群中有真积极。真积极在文革中成为保守派,如毛所说,是“受了蒙蔽”。他们在文革中所追求的,不会是后来总设计师给的那个结局。
  
  由此,作者又想到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中的“坏干部”。对这个“坏”,也应作具体分析。现在看来,无非是个官僚主义问题,他们也不是贪官,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据网文,小岗事件后,全国有过罢官经历的省委书记,大多数不支持分田到户,支持的只有三人:贵州的池必卿、内蒙的周惠、辽宁的任仲夷。毛时期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文革中解放的各级干部就是好干部,至少是对自己犯过的错误有了认识的干部。毛去世后,不少解放较早,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受到清洗,遭的罪不比造反派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革所谓的“坏干部”,实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革结束后,这些“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好景也不长。总设计师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又提倡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当时他们已不年轻,文化知识也不多,更不懂专业,他们齐刷刷地被要求交出了手中的权力。总设计师也给了点安抚,如“离休”什么的。他们失去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力的机会,但从此也不再需要承担任何历史责任。
  
  三、造反派队伍太年轻,不成熟,而且几乎都匆匆上阵,也是文革失败的原因。
  
  “造反派”这称呼是从文革初期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提炼出来的。毛早《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造反,就革命,就干社会主义”。在毛心目中,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革命群众就是造反派。他说:“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要革命呢。”(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文革中的造反,是群众揭批走资派,帮助愿意改悔的走资派改邪归正,不是古代农民起义的要改朝换代。
  
  文革失败后,华国锋和文革反对派改称他们资产阶级或“四人帮”帮派体系,目下网上称他们“毛派”或“毛左”,《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集四个“分子”于他们一身,是:“极端分子”、“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
  
  在这些名目中,“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颇有幽默感,“毛派”最切合他们的身份,四个“分子”嘛,又明显高估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如果“极端”是指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没商量,紧跟毛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回头,还真有点像。成为其他三个“分子”,则至少要有“十年媳妇熬成婆”那个耐心,“改换门庭,投奔三爷”那个“德行”,“蛇蝎心肠,菩萨面孔”那个扮相,这些能耐,不用说“体系”,“四人帮”自己也没有,如果他们真是什么“分子”,例如“阴谋分子”的话,早就筑好三窟,怎么会毛尸骨未寒就束手就擒。
  
  最早加入造反派队伍的是青年学子。他们的前辈反对过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统治,有革命传统。他们有理想,思想敏锐,热情奔放,《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便披挂上阵。先在北京的大中学校燃起熊熊烈火,后来又外出串连,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他们率先建立组织,命名为“红卫兵”,受毛青睐和支持。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出访过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际上,例如法国,也有影响。1968年后,大学生分配离校,中学生响应毛的号召,上山下乡,自此,他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从文革舞台上淡出。
  
  文革失败后,他们被贬评、歪评。自己曾为红卫兵的梁晓声先生,2012年编写的电视连续剧《知青》,把上山下乡红卫兵描写成厌恶和诅咒文革的人群,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事后因痛感文革耽误了自己美好前程而追悔当年造反生涯,甚至反毛、反文革的红卫兵,不是没有,但肯定是少数,不是主流。
  
  造反派的基本力量,是文革前全国城乡大大小小社会结构中受坏干部和假积极组成的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长期压制的广大群众,以及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他们的革命性源出于对毛的信赖和追随,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心,也出于对本单位长期压制他们的坏干部和假积极的不满。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们从冲击本单位坏干部开始,迅速冲向社会,形成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只有五个月时间,便发生了上海“一月革命”,受到毛的肯定。随后又出现了“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党还召开了九大,文革的形势曾经是很好的。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造反派而言,是这支队伍太年轻,不成熟。
  
  文革初期,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群众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因为在基层单位,坏干部和假积极整人,最容易下手的是他们,他们最感压抑。据此,保守派就指责造反派“队伍不纯”。这种言论,使一些造反派组织自感底气不足。例如,青海省西宁市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因此而“开门整风”,将自己组织中9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交给还掌握在保守派手中的公安机关处理。1967年2月2日,保守派将9人逮捕,脸上写上八·一八黑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臂上套着八·一八袖套,游街示众,进行百般羞辱,使八·一八威风扫地。八·一八此举,不但削弱了自身力量,还给赵永夫二·二三武装镇压提供了口实,走的是一步中人圈套的臭棋。
  
  人们何尝知晓,所谓“队伍不纯”,只是文革反对派打的一张政治牌,其实,他们并不把所谓“出身”问题当回事。文革结束后,邓突然宣布给地富分子全部摘帽,并改正反右错误。文革中说“队伍不纯”,是为了瓦解造反派,文革后来个180度急转弯,是为了孤立造反派。邓的“右派”牌局更打得漂亮。他这么一咋呼,不但把制造反右扩大化的责任推给了毛,又使自己这个“按单位下指标”的始作俑者顷刻成了错划右派的救命恩人。
  
  文革中造反派所受磨难层出不穷。“一月革命”后,反对派疯狂反扑,毛要求人民解放军为文革保驾护航,1967年初至1971年间部署上百万军队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三支两军”的核心是“支左”,毛要求支持“真正的左派”,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机构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本书叫《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其中记述的邱会作对儿子说的两段话印证了这个事实。一段是:“毛主席训令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但谁人是革命‘左派’?有不同理解。军队支持的大多数是保省委、保老干部的‘革命派’、‘老保派’,而中央文革认定的‘左’派是造反派。”(该书上册第380页)另一段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里,表面上看,两派群众组织联合了,力量平衡了,但在军队的支持下,大多数省的一些造反派吃了亏。军队扶持的是那些拥军、保老干部的一派,这一派占了上风。”(该书下册第155页)。邱会作1959年——1971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文革中是杨成武和黄永胜前后主持的军委办事组的核心成员之一,参与军委日常工作,九大后任政治局委员,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才下台。他的话不会是空穴来风。
  
  造反派这支队伍,文革中很难成熟起来,除了其外部活动环境异常严峻这个原因外,还有自身的弱点。一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小生产者汪洋大海的旧中国脱胎出来不到十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顽强存在,造反派不可能不受影响,文革形势有所好转,外部压力减轻的时候,他们中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极端主义等开始抬头,内部分裂出现,并且愈演愈烈,发展到在自己的战壕里一次又一次打派仗,文革反对派又乘机从中加以挑唆,局面常常失控,革命派力量不断削弱。二是文革十年,造反派中领袖式人物始终出不来。王洪文曾经是文革的希望之星,受到过毛的高度重视,林彪事件后,被调到中央筹备十大,任筹委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但历史证明他不具备担当大任的条件,他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上的最后亮相,更让人大跌眼镜。[注3]
  
  造反派在文革中成熟不起来的状态,以历史作比,有点像古田会议[注4]前的中国工农红军。古田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人民军队思想组织建设的一个高峰,红军爬过去了,面貌焕然一新,迅速成长起来,文革中的造反派过不去,遭到失败。
  
  毛是造反派的导师,也是保护人。他一走,造反派顷刻成为反对派砧板上的鱼肉。被定为骨干的,大多投入大牢,判处徒刑,也有判死刑的,受不了折磨(其惨烈,从王洪文的遭遇可以想见)的纷纷自杀,没有被拘捕的,关押在本单位“隔离审查”,或在“学习班”进行批判,最轻的是“说清问题”,谁也弄不清,受害者有多少,连红军长征途中出生的毛的女儿李敏也不能幸免,被逼得精神失常,住进安定医院一年多时间。他们欠下的“造反账”,又永远还不清,只要肉体还存在,就在后文革当局的另册上,在政治监控视线内。十二大后,还在清查他们的所谓“余党”。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风波”,邓在部队的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惊呼:“一大批造反派出来了!”平息后一查,没有这回事。十五大开会前,京城出了一本叫《交锋》的书,又说中国出现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逆流,惊呼反左,描绘得十分耸人听闻。已经到了2012年,温家宝在3月1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发现了蠢蠢欲动的“文革余孽”,再一次惊呼,要防止他们搞“第二次文革”。
  
  随着时间的流逝,幸存的造反派一个个含恨去世,没有死的,大多到了风烛残年,离全体消失的时日不远了。他们有太多的冤屈、愤懑和遗憾,但追悔者不多。进入二十一世纪,左派网站破土而出,在中国互联网不断涌现,并很快崭露头角。与前辈比,他们对文革的理解,也不可同日而语。文革造反派终于有了后来人,这是大可以庆幸的。
  
  四、中国社会主义掌门人轰然倒下,是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毛的离世,无疑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毛的文革思想,当初并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在前27年里,毛用自己的肩膀扛着中国这扇通向资本主义的黑漆大门。他不但觉得很费力,也许还感到很孤单,可以倾诉的人也不多。
  
  对于文革的失败结局,毛有充分思想准备。1966年7月,给江青写信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文革初期会见兄弟党领导人时,他说“我们可能失败”,越临近生命的终点,他越加清醒,病重时,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谈到“交班”问题时说:“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注5]对于身后的变局,此时他已有预感,临终前想得最多的,已不再是将文革进行到底,而是如何避免失败后出现太惨烈局面的问题,他念叨“对造反派手下留情”。选择华为继承人,并不是认为华能继承自己未竟的文革大业,只是看中了他的“一脸忠厚”,以为他以后在对立的两派间可能会和点稀泥。真是“天知道”,华后来会有这一手。这是智者千虑的一失。
  
  传闻,文革后期毛给总理填过“诉衷情”(词牌)一首,有人说,这首词“情感真挚,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在下颇有同感。其词曰:“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人们应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文革的失败。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经历多次复辟反复辟斗争,才得以巩固下来,社会主义要结束实施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哪能一蹴而就。
  
  文革失败了,但毛已经做了他一生所能做的一切。从1921年党的一大算起,到1976年逝世,不间断地整整战斗了55年。前28年率领他的战友,创建了新中国,后27年分两个阶段,前17年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最后10年,也就是他自己说的“黄昏时候”,又不计身后评,毅然决然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触动奶酪的,不再是人民公敌蒋介石,而是曾经和自己共过生死的文武功臣,胜算的概率难以预卜,但他义无反顾。
  
  人们常在伟人的讣告中听到“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的颂词,对此,毛当之无愧。人生难过百,毛也是人,人们不能要求他做百年以后的事情。如果毛发动文革时,是习近平开始当总书记时的年纪,文革的结局就一定不是1976年10月6日深夜的情形。
  
  不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常常不以成败论英雄。如果唯以成败论英雄,则不但十年文革,中国历史上的人民革命,除了少数成功的几次外,其它如秦末陈胜和吴广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代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起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要被否定。如果唯以成败论英雄,1871年在法国首都街头镇压巴黎公社,屠杀革命工人的刽子手梯亦尔就是历史巨人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当局以为,彻底否定毛发动的文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召集4000余名高级干部,断断续续开了一年多时间的“理论务虚会”,并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56年以后,中国“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发动文革是毛犯的晚年错误。
  
  然而,《决议》发布后持续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不打折扣印证了毛1965年在井冈山对张平化说的那段语重心长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他生前的担忧,没有一丝一毫是多余的,他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正确的。这个结果,无论如何是《决议》的起草人以及大多数举了手的中央委员所始料不及的。
  
  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公有生产资料是决定和支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物资力量,没有公有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的时候,特别在生产力欠发达国家,公有制只能占主体地位。但这主体必须是在数量上、质量上真正占优势的主体,不是指鹿为马的所谓主体。
  
  中国的改革从推广安徽凤阳小岗“分田到户”起步,不久人民公社解体,农村集体经济实际瓦解。接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大约10多年时间里,先将国营(全民)企业变为国有企业,随后又将几乎全部中小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低价转让,甚至奉送给原企业“管理层”人员或其它个人,同时放手让外资蜂拥而入,工业公有制瓦解。据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披露,2009年国有工业总产值降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5%,远低于1949年的26.2%,也低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占比。
  
  中国公有制地位丧失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恢复,资产阶级再产生,按劳分配制度废除,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过程。最明白不过的事实是:新中国后三十年,全民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企业近乎荡然无存之际,原工人阶级的至少80%立刻丧失国家主人地位,其中六千万人下岗和被买断工龄,其余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道沦为替中外资产阶级提供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与此同步,表示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据周瑞金网文《终结腐败》,从前三十年的0.17迅速上升到后三十年的0.50左右(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红线:0.40)。
  
  面对质疑,执政当局、改革精英们必定要替自己辩解:“经济毕竟发展了嘛,年GDP总量已排行世界第二”。“经济发展了”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地球上的发达国家全是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也能积累财富。不同的是,公有制积累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私有制积累的财富被少数资产者占有。
  
  在下再请问足下:为了这GDP,你们付出了多少成本?自然资源是不是大幅度透支了?生存环境是不是大面积恶化了?巨额全民和集体资产是不是流失了?数亿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是不是被恶意消耗了?黑砖窑、封闭式、珠三角断指每年4万、打工不给钱、讨薪遭毒打、开膛验肺、富士康深圳十三跳、一窝子一窝子逼良为娼……,你们视而不见?这排名世界第二的是带血抹泪的GDP。更揪心的是,在这笔不计成本的历史交易中,我们还搭上了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中华民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尊严。
  
  面对如此惨痛的现实,中国人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内顶层的一位领导人,任封疆大吏时,曾在一个大学上党课,说:“现在的很多事情证明,他(指毛)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了,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要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
  
  历史告诉人们,毛发动这场革命,正如党的“九大”所评价的,是“完全必要的”。
  
  各路精英攻击文革,都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毛发动文革的动机,已如上述。二是文革的运作形式,就是群众运动,就是大民主。下面分析毛搞文革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形式。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列宁就已经这样提出问题,毛的贡献是指出这种复辟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从受人民委托管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和管理国家事务人们中产生的蛀虫。这些蛀虫,中苏论战时毛叫它特权阶层、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文革中叫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现在统称精英,包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力精英和追随他们鞍前马后出谋划策的知识精英。这一发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这个理论成果,已被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沉痛历史所证明。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的更快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苏联剧变时,80%的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苏联,反对搞资本主义,但10万左右高中级干部中有76%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精英复辟资本主义的能量,来自手握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这东西,我们古人视其为“神器”。“有了权就有一切”,它对凡夫俗子有巨大的诱惑力。鲁迅把它比做一把旧椅子,说“去推的时候,好象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在权力面前,即使是经过战火锤炼的铮铮铁骨,只要没了坚定的信念,就会拜倒在它脚下,更勿论从中国和洋人名牌大学走出来的经济学、法学精英,还是顺风顺水从官梯上爬上来的其他杂牌精英了。对权力的这种诱惑力,毛洞若观火。文革刚起步,他就说,这样的文革,不只搞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意思是老的走资派清除了,新的会再产生。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管束手握国家权力的精英集团,特别是已经爬到了执政共产党顶层的赫鲁晓夫式人物。但谁能管住他们呢?
  
  中国列代封建王朝都设立监察官吏的专门机构,如御史台、都察院等。专职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监察权却很大,可以“风闻言事”,凭线索就可以进行弹劾。但谁见了中国封建社会在哪一朝哪一代出现了廉洁的官场?毛认为这事要交给人民群众来办。
  
  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卡博·巴庐库时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这个形式、这个方式,就是大民主。毛时代也具备了开展这种大民主的必要条件。这必要条件就是毛自己建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让人民群众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主人才有话语权。在私有制条件下,能开展毛式大民主?雇佣工人能给老板提意见,写大字报?
  
  文革中开展的毛式大民主,与传统的所谓民主相比较,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实体上都注入了新的内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1936年宪法时,说苏联人民享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在这段文字旁批示:“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文革中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人民群众对这些权利的广泛充分运用。
  
  无需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大民主在文革中开展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文革又失败了。但不管文革和大民主曾经有过多少不足之处,有个事实却有目共睹,谁也否定和抹煞不了:它具有巨大的威力,这威力足以震慑和荡涤官场,遏制腐败。
  
  证明这巨大威力的事实是文革十年的官场,文革反对派就是证明人。
  
  曾在文革中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担任过一点职务的造反派,以及文革中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党政干部,文革一失败,就逐一受到审查,一批又一批被关进牢狱,被判处各种刑罚,但没有一个腐败案,没有一项贪污罪。见识过这些判决书的人不多,但“四人帮”是最高法公开审判过的,发了刑事判决书,登载在全国各种报纸上。四人中一人是党中央副主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两人是政治局委员,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不贪。此案共判10人,另六人属于林彪集团,也是高官,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4人是政治局委员,同样没有贪污罪。
  
  如果把文革新干部个人利益方面的一些情况说给现在的公务员们听,一定会以为那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文革十年,他们没有提过一级工资,没有出席过一次公款宴请,没有参加过一次公费旅游,没有设过、分过一个小金库,当了大官也不能多拿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拿上海国棉十七厂原工资,每月68元(上海每年给几百元补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寨拿工分,每天10分,每分1.50元,每月45元(中央和昔阳县给点补贴),另一个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只拿原工资,每月67.20元,国务院开会,喝茶要收茶叶费,每次1毛,第二次开始,她改喝白开水。
  
  文革中官场清廉,是其失败后经过两年多时间清查确认的事实,可信度应该是很高的。清查运动不是上级清下级,不是清同僚,不是清党校同学,而是一派清另一派,是“除恶务尽“,只可以无中生有,不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革结束不久,执政当局就封杀“四大”,发誓从此不搞群众运动,官场随之重回黑暗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乡镇到县区,到地市,到省部,到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贪官层出不穷,各级检察机关每年立案以数万计,2013年后一年多时间内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68名,查获的赃款之巨,情节之恶劣,令人咋舌。周瑞金在2014年一个什么年会上挖苦说:“中国的一些腐败官员,很多是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的人民币超过2亿元,差不多有2.3吨重,百元大钞堆起来,足有36层楼高,另一个是河北省秦皇岛供水公司经理马超群,家中藏有过亿现金,37公斤黄金,以及68套房产手续(即68本房产所有权证)。军队内部也有一潭脏水。军事检察机关查明,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政治部主任“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军队权威部门公布,2014年军内查处16名军级以上干部(其中15名将级军官),军队中、上层“贪官庸才在作威作福,一弄就是几百万,上亿元,房子十几套,几十套”,有识之士深为忧虑,感慨道:“文恬武嬉,还怎么打仗!”
  
  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贪官污吏分为“老虎”和“苍蝇”两大类。拍苍蝇2012年底就开始,三年后中纪委巡视组还查获湖北省8个地级市、3个直管市的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和基层党员干部1000余人截留、私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款8000余万元。这8000余万所谓“种粮补贴款”中,有一部分还是从国务院骗来的,例如他们将1000余亩国有鱼场虚报为连年丰收的粮田。
  
  上述众多腐败分子中,周永康也好,令计划也好,仇和也好,无一不是曾一度叱咤风云的改革精英。
  
  后文革当局何尝愿意看到自己的官场如此腐败。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决定重建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十八大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纪检部门又随时派出巡视组,突击围猎重点贪腐目标,各级人民检察院增设反贪局,人大通过的治国理政法律中都有反贪条款,国务院又设立审计署,每年对政府和公共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分批进行技术审计,又终于出台处级以上干部,包括家庭财产在内的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凡此种种,毛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一概阙如。但匪夷所思的是,他那个时代的官场却特别廉洁。
  
  人们不禁要问:毛是怎么创造这一奇迹的?
  
  毛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说有多烂就有多烂的摊子,他只用短短一、二年时间就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荡涤了他们的污泥浊水。紧接着,迎接来自内部的挑战。在从西柏坡出发的进京路上,他告诫高层:我们不做李自成。但进城执政不久,一些受战争考验的党的优秀干部就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他立即发动群众搞“三反”:反贪污、反浪费(似今之“八项规定”)、反官僚主义(似今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又在资产阶级中搞“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后,又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赎买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终于1956年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为什么马不停蹄这么干?可以设想,他如果只搞“三反”,不搞“五反”,“三反”的成果难以巩固,“三反”、“五反”后,不搞私营工商业改造,不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三反”、“五反”的成果必定难以巩固,官场难以持久廉洁。只要资产阶级所有制存在,又不加以节制,为了资本增殖,它不可能不向官场输送利益(行贿),进行钱权交易,任何严厉的防范,他们都有办法冲破。
  
  公有制的建立,极大地限制了官场权力寻租的空间,但还不可能完全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权力精英还可以利用管理公有资产的机会,监守自盗,化公为私,还可以运用权权交易等手段非法谋利。面对这一变化,毛又怎么支招?
  
  1956年后,毛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课题正在发生悄然变化。从改造和消灭私有制转变为保卫公有制,防止私有制复辟,从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转变为防止资产阶级再生,因此,革命对象必然从党外转移到党内,防止当权派由人民的仆人变为人民的“主人”。重点是解决管理问题。不能把公有财产和上层建筑的管理权全放在当权派这个篮子里,要让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要把“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交给人民群众。为此,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发了《鞍钢宪法》,开展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遭到当时在中央主持实际工作当权派的百般抵制(包括搞形左实右)。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搞了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直接发动群众,拿起大民主的武器,揭露走资派和腐败分子,让多数人监督这少数人,众目睽睽,使他们手不敢伸,“伸手必被捉”。
  
  毛式大民主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在文革中,保卫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官场持续清廉。文革失败后,纵然受到百般诋毁和压制,也没有从此偃旗息鼓。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中国城乡此伏彼起的大小群体事件,每年都有10多万起,有的还影响巨大,如通钢事件[注6],就是它的余波。
  
  注释
  
  [注1]据《文史博览》杨明/文:这是刘少奇1962年在中南海召开的西楼会议上提出的一项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是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
  
  [注2]指1976年10月6日深夜,在中南海“抓捕四人帮”这件事。2015年8月21日,新华社发布汪东兴去世的消息,指出,他是“抓捕‘四人帮’怀仁堂事变的决策人之一”。“事变”,《现代汉语词典》的释词是:“特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性事件,如七七事变”。
  
  [注3]二十年后,人们终于获知,王洪文虽难孚众望,但在特别法庭上表现得如此软弱是事出有因的,《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披露了这个“因”。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宣判后,王洪文和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关押在一个监所内。这监所内的4个单间并不隔离,允许在押犯相互走动,给邱会作跟王洪文交谈提供了机会。下面摘录的是被采入《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中反映当时王洪文身体状态及他与邱所谈的部分内容。文中夹杂的符号“……”是该书作者或编辑所加,用来代替王洪文诉说遭受毛骨悚然逼供信手段折磨,实在不便披露的文字。一个”代替原稿中一个字,标点依旧。
  
  子(程光):王洪文和你们同住,此时的他还像文化大革命时放映的新闻记录片里那个年轻潇洒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吗?
  
  父(邱会作):和我以前见到的他判如两人。王洪文才四十几岁,但行动滞缓,举止动作像一个老人的状态了。倒是吴法宪最先发现了“问题”,王洪文住室里铺了厚地毯,吃饭要给他端进去。我开玩笑说,“王洪文你还享受‘中央副主席待遇’?”王洪文尴尬地说:“我身体被搞垮了,原来站都站不起来,几乎瘫了。我能够自己站起来不用人扶着走路还走不远,我好好站着的时候会突然失去知觉跌倒在地,经常摔得头破血流,所以他们才在我的屋内铺上了地毯……这五年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都不敢去想。”(该书下册第863、864页)
  
  子:王洪文身体为什么这样差,你没问?
  
  父:王洪文流着眼泪述说了他的遭遇。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禁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
  
  子:如此对待王洪文,是要从他的嘴里得到需要的口供。
  
  父: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了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写交代材料的办法是:王洪文还说,当要他露面或有重要人物来提审时,让他显得很有精神的样子。
  
  子:我听了这些感到毛骨悚然。
  
  父:这样搞,罪过呀!对政治犯不许这样,就是对于刑事犯罪也不能这样。(该书下册第865、866页)
  
  [注4]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也称“古田会议”,大会通过了毛起草的决议。毛选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题解指出,“这是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中国红军(抗日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是人民解放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到1929年12月,经过了两年多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写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了真正的人民军队。”
  
  [注5]这段话在2013年2月1日登录于毛泽东时代网的本文初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和文革失败的原因》中就已经引用,摘自200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该书在《临终的日子里》一章中记述了1976年6月15日毛与“华国锋等人”的谈话,谈话的全文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十年后,即2013年12月,同为逄先知等人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也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也有毛说“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记述。该书说,毛(1976年)“6月,在中南海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谈话的全文是:“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本文初稿从《传》中引用的毛谈“交班”问题的内容,是发生在中共顶层内部的一个很有悬念的重要党史细节,在《年谱》中悄然消失。
  
  [注6]指2009年7月24日发生在吉林省通化钢铁公司的一次罢工斗争。罢工,是大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1956年11月15日,毛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时说:“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5页)通钢罢工,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出现的罢工斗争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尽相同,除了反抗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受到过于严重的侵害外,还要捍卫公有资产。
  
  21世纪初,中国国退民进(公退私进)浪潮汹涌澎湃。2005年1月,吉林省政府宣布:在竞争性行业中,全省国有、集体经济占比要迅速下降到20%(当时占80%),要求四到位:“企业整顿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
  
  吉林通化钢铁公司是拥有36000名职工的大型国企,2001年至2004年利润环比增长,从8012万元上升到8.5亿,是吉林省的纳税大户。2005年12月30日,吉林省国资委决定改制重组。新组建的通钢集团,注册资金38.61亿元,老通钢占股46.64%(土地、无形资产以零资产入股),是第一股东,河北私企建龙钢铁公司入股12亿,占股36.19%(以实计算为31%),加上另一家国企股东,国有资产在集团中占60%以上,但吉林省国资委却将总经理职位和全部财务大权拱手让给私企建龙。
  
  老通钢改制重组后,原职工队伍锐减到12000人,被下岗、剥离两万余人。重组前工人月收入在1800元至2000元间,高的达到3000元。重组后一降再降,一线仅1000元,低的不到500元,退休人员按工龄分布在200元至600元间。在普通工人减薪的同时,却给在集团留职的老通钢部分高管加薪,年薪达到几十万、上百万,改制重组时,吉林国资委还给老通钢“2002年度至2004年度内担任领导职务的经营者”发放奖金9990万元,最高一人得3000万,(发给集团股票,退休时兑现)。
  
  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加上投资、经营出现重大失误,通钢集团陷入困境。为逃避责任,2009年3月建龙撤资退股。老通钢恢复,三个月后扭亏为盈,钢材市场又开始回暖,建龙要求重返通钢集团。吉林省国资委迅速与其达成新的协议,建龙增资10亿元,控股通钢集团(占股66%)。
  
  7月24日,吉林省国资委向老通钢宣布由建龙增资控股的决定,建龙又当即派人接管,冲突骤起,老通钢罢工。面对罢工工人,2005年通钢重组时建龙派出任副总经理,建龙增资控股后将任总经理,年薪300万的陈国军放出狠话:“我要在三年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并跑到焦化厂开职工大会,当场宣布4个正副厂长免去三个,遭到工人围殴。当晚十一时送医院,不治身亡。
  
  工人罢工后,省市领导亲临现场,调集大批警力,在厂区布控。发话追究打人者责任,并要求在现场的老通钢领导提供凶手名单,遭到罢工工人暴力抵制。僵持中,政府一方由硬变软。下午3时,通钢党委一名副书记宣布:“建龙暂缓执行控股协议”,罢工继续,下午5时10分,吉林省国资委主任宣布,“终止建龙增资控股协议”,罢工仍不停止。晚六时广播:“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正式文件又在现场散发,罢工停止。晚10时起两小时内全厂8个高炉全部复工。
  
  通钢改制重组,国有资产流失,工人阶级由主人变为雇佣奴隶,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工人群众曾一再向有关部门举报,并到长春、北京上访,没有任何结果,连一个说法也没能讨回,2009年7月24日一罢工,省政府当即作出改弦更张的决定。显示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通钢罢工,是工人阶级对中国共产党(至少是吉林省国资委)绝望的表现,其结局也许也并不在通岗人预料之中。(作者:施树民;来源:红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