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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引车卖浆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提要】1、文革初期的五十天,2、抄家风的幕后竟是……,3、“联动”的崛起,4、一些文化名人之死,5、北京大兴县惨案,6、“联动”的覆灭
  
  戚本禹同志,山东威海人,1931年生于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时期就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前往北京的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
  
  由于表现优异,1950年19岁时即被选入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编校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曾担任过毛主席与江青同志的政治秘书。
  
  1958年整风期间,戚本禹同志与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其他七位青年同志因向组织反应问题,遭到时任中办领导杨尚昆等人欲借反右之机打击报复,后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被毛主席称之为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文革前,戚本禹同志即积极参与理论斗争工作,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震动史学界,毛主席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
  
  1965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因为无形中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南北呼应,从而被毛主席称为“南姚北戚”。“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在毛主席主持下,戚本禹同志参与起草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1966年在《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7年在《红旗》杂志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曾得到毛主席亲自修改、周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毛主席、周总理与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在一起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由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受王力、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左倾事件的影响,在王、关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五个月后,1968年1月14日亦被隔离审查,这就是文革初期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王、关、戚事件”。
  
  2015年3月16日戚本禹同志在深圳修改回忆录时,到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焕纪念园》凭吊袁崇焕,在毛主席关于保护袁崇焕祠墓的批示碑刻前留影。
  
  一、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上就决定要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还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文革简报第九号》,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学生和教师中开展一次抓“右派”运动。一时间很多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学生和群众被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有些甚至被逮捕和隔离审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资反路线”的。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他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
  
  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或工作组的直接领导或授意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上所讲的情形,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王任重虽然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但他在湖北,武汉却是坚决执行刘邓的资反路线的,他不斗当权派,专斗李达,说李达是武汉的吴晗。李达给主席写信求救,主席明确地说,李达可以批评斗争。但他是党内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家,是要保护的,可李达后来还是被王任重斗死了。
  
  李达死后,主席在一次会上说,李达是中共一大的宣传部长,他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是解说得最好。在资反路线期间,王任重把斗争矛头指向知识分子,学术权威和教师,学生,要在他们中间抓漏网右派,而且抓人抓得厉害,后来这些受打击的人就起来造反,形成了武汉地区的造反派。
  
  可王任重是搞过群众运动的,他对组织发动群众是很有一套的,他把党员,干部,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成立了百万雄师,据说百万雄师的名字都是王任重取的。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始终是少数,王任重还在背地里积极地支持联动。
  
  陶铸在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给中南局批了四、五个文件,叫底下坚决贯彻刘邓批发的《北大九号简报》要在学生和群众中打右派、学生中抓人的所谓经验。按照他的指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统统积极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
  
  二、抄家风的幕后竟是……
  
  当时社会上的乱抄家是怎么弄起来的呢。老实说,我到现在都不是很清楚。但肯定不是中央文革搞起来的。我记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上,总理批发了一个文件,名称叫“红卫兵破四旧的战斗成果”。
  
  把当时抄家抄出来的东西,其中很多金银财宝,拍成照片印了出来。我当时看了还问总理说这些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被抄家的人私分了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抄出来的东西都是上缴到“首都工作组”的。首都工作组是个很神秘的机构,是由叶剑英负责的,它只向总理汇报工作,而无需向任何部门(包括中央文革)通报情况的,所以我们中央文革连陈伯达和江青都没有人知道它的事。
  
  三、“联动”的崛起
  
  一些高干子弟,他们的消息灵通,手眼通天,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他们要来“纠察”红卫兵。到后来又搞出个什么“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即“联动”)。
  
  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高干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出现的保守组织,而在它的背后都是有“重要人物”在支持着的,江青说他们是打着红卫兵旗号的保皇派。
  
  就是这些打着老红卫兵旗号的人,他们一式黄军装,配有新自行车甚至军用吉普,煞是威风。他们为了树立自己组织的威信,打击造他们父母反的造反派,就到处抓人,打人,非法拘禁,私设公堂,甚至打人致死,还公然提出了“红色恐怖万岁”这样的反动口号。一些学校,老师,校长都被他们打死了,而且他们还专对着一些知名人士下手,像老舍的死在当时就震动很大。
  
  四、一些文化名人之死
  
  江青也很喜欢老舍的戏,大家都挺喜欢的老舍,怎么竟被人不明不白地打得投湖自尽。对老舍的死,江青问过我好几次,是谁把老舍弄死的?她甚至怀疑是周扬余党指使人干的。我们都不相信,认为周扬余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江青说,你们不懂,他们这是要打着红卫兵的旗帜来反文革,别有用心。她让我去查,我总怀疑是叶向真搞的,但谢富治他们也查不出证据来。
  
  查了半天,人家推到他老婆胡洁青的身上,说他老婆要和他划清界线,老舍外面挨斗,回家挨骂,找不到温暖,这才自杀了。文革后审问我的时候,来的人根本就不向我提这件事,他们只提斗争王光美、刘少奇,根本不问老舍的冤案。我反过来质问他们老舍是谁弄死的,他们却不给回答,看来他们很清楚这件事是谁干的。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李达、上官云珠、马思聪、傅聪等人的死。江青专门问过我,上官云珠怎么死的,为什么要那样斗她?江青认识她的丈夫姚克,说他是个老实人。姚克是影片清宫秘史的编剧,江青说,关于清宫秘史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对它的评论来的,这跟姚克有什么关系啊。江青还跟我说,凭什么要把盖叫天斗死啊,江华是怎么搞的?我说,这恐怕连江华也管不了的,这些冤案都是些背景非常可疑的人干的。
  
  但在文革后,他们却把这些事情统统推在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头上,他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证据出来,便放任一些无良作家去编造情节,散布谎言,以欺骗中国人民。
  
  五、北京大兴县惨案
  
  北京大兴县发生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人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好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团委书记,张力以前来过钓鱼台,认识王力和我。
  
  张力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把被他们指为地富反坏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我马上就给北京市委的马力打电话,要他赶紧出面制止,马力第二天就带人下去。并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出通告,任何人都不准杀人,否则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六、“联动”的覆灭
  
  群众很快就把联动的胡作非为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有的来信还是用鲜血写的。总理、江青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就命令我去调查处理。我带着解放军战士到他们活动猖獗的地方,像王府井东安市场(那时改名叫东风市场),当时被称为“十里刑场”,去了之后就责令他们把被关押的人都放了,并且收缴了他们使用的凶器。我把收缴的凶器装了几箩筐直接带到了中央文革的会议室给大家看。江青看到这些血淋淋的凶器,头一个反应就说,他们这是想给我们中央文革身上抹黑、栽赃!
  
  联动冲砸公安部六七次之多,一些人被抓了起来,更多的则都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门的。后来,陈士榘把他参加联动的儿子捆着送去公安部,董老也为他儿子参加联动的事主动给毛主席写了检查,毛主席下令,叫江青去把他们全都放了。但主席说了,弄得不好,这些高干子弟将来会给革命造成一场灾难!
  
  ——摘自戚本禹文章《回忆江青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