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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在《炎黄春秋》第三期发表了他的大作《反思文革责无旁贷》,引起了许多同志的关注。其实他这篇文章反思的不是文革,而是他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评价。他笔下的毛泽东,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的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而是一个有着莫名其妙的“革命”瘾的,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狂人。他对毛泽东的评论和认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他自己的唯心史观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认识水平,与十月革命以来世界无产阶级真实的革命历史毫无关系,只是可惜了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
  
  文化部原部长王蒙《炎黄春秋》头条发文:反思文革责无旁贷我知道王蒙是看了他反右前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只觉得他在一定的角度上,看到了我们革命队伍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改革开放后看了他写的电影《青春万岁》觉得很好,很真实。在反右之后,我也看过他的其他小说,总的印象,觉得他对旧社会描写得比较好、比较熟悉;而对新社会比较生疏、隔膜。以后就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他了。这次看了他的这篇文章,仍然感到他虽然很早在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但是至今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还是很隔膜的。
  
  我和他是同龄人。因为是在上海,接触革命一定比他晚。可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在我的印象里却和他的完全不一样。只有解放初期上海的中学生活和他写的北京的《青春万岁》有点相像,而且比他们还要活跃,青年同学之间的友情也更加深厚。在每一次全市大游行之前,各个学校都集合在几个学校的大操场上,大家举着校旗,一队一队的坐在地上,互相拉歌,此起彼伏的歌声,使校园成了欢腾的海洋。无论是晚上的火炬游行,还是冒着大雨在雨中扭秧歌前行的庆祝上海解放的7。6大游行。那种民主、团结、自由、解放的新气象,与解放前的毕业即失业的苦闷、忧郁、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久一批大学的同学就跟着解放军参加革命南下了!那时的青年,由于革命的胜利,有着多么光辉的前程啊!青年王蒙无疑也是当时革命的受益者。在那时毛泽东就是我们民主青年的领袖。我们千万青年正是跟着毛泽东,向反动派坚决斗争,走向胜利,走向光明的。
  
  王蒙说毛泽东赶跑了老虎蒋介石。他不说蒋介石杀害了多少工农大众和共产党员。而且我们打败蒋介石实际上是大量解放了国民党的官兵。从旧世界起义到新世界,是不是新生和解放?俘虏不杀,成了革命队伍的战斗英雄,是不是他们的新生?看看沈醉的《我这三十年》,看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在他们的眼中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王蒙的一样吗?!
  
  王蒙列举了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好像人民共和国一直都是鸡犬不宁似的。但是恰恰中国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是起码保证了我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困难中过上正常和平生活的,也保证了我们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三大改造的完成,才使我国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1957年毛主席第一个指出了,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已经过去,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和风细雨来解决党内的不正之风。总之要用说服的办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改造完成,我国在经济上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就为我国人民过着和平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平等的日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前景啊!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既抵制整风又利用整风,把整风变成了向党进攻和反右扩大化,走向了我们愿望的反面。这一方面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更加深刻、更加隐蔽、更加复杂的一场阶级斗争。而我们过去对它的认识是很不够的。
  
  王蒙说:“1957年,他(毛泽东)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使老人家深感郁闷。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王蒙这样的评说有什么像样的根据吗?毕竟是前文化部长啊!是“责无傍贷”的人啊!
  
  在说这段话之前我劝王蒙部长还是先看一看1956——1976年的《毛泽东年谱》吧。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算太高吧?他是原文化部长,看看年谱不会太吃力的;他又自觉自己是“责无傍贷”的重要人物,说话总应该有足够的根据才能与自己的身份相称,也才能服人。是不应该像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样随心所欲、信口雌黄的。
  
  其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态度,在1956——1957年反右之前的无数次的讲话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这些讲话大都是对党内各级干部讲的,这些材料目前都能看到。如果真是自感“责无旁贷”,那就应当有根有据的把真相告诉今天的青年,而不应在大是大非面前,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大侃“天方夜谭”。1958年反右定案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当时主政的是刘、邓。1979年毛主席已经去世,而有的人当时还活着。反右为什么“扩大化”,那些当事人应当是心知肚明的吧!为什么自己不承担责任,而要把责任无缘无故的推给毛主席呢?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那些害怕整风的官僚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他们那些想要转移整风大方向,保自己的人;还有那些在反右中公报私仇的人,他们不肯勇敢的出来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让毛主席替他们顶罪,恐怕是他们共同的心愿吧!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那些文过饰非、弄巧成拙的人,不会得到人民的原谅,会永远地把自己钉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史的耻辱柱上。
  
  如果我们把王蒙笔下的毛泽东和我们通过阅读毛泽东的着作和了解他的革命实践的真实的毛泽东相比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从几十年革命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体会到,毛泽东一生身体力行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大家庭,上下左右同志间是平等而团结的;他们的工作是热情的、紧张而有秩序的;他们对待革命的原则是严肃而认真的;他们的生活是朝气蓬勃、活泼而愉快的;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些是毛泽东一直坚持,孜孜以求,一生努力实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的革命风格和优良的光荣传统。正是这一切,吸引着中国进步的青年不怕牺牲,投身建设和革命。
  
  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从来就是热爱和平的。从来就是先有剥削、压迫,才有反抗。但是在王蒙的笔下,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领袖好像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唐吉柯德,无缘无故地热衷于“大战风车”。事实上即使是文革,也是先有走资派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对群众的镇压,才可能有群众的“造反”。只要认真读一读《毛泽东年谱》,就会看到一条很清析的脉络,无产阶级专政一直都致力于和平的、耐心的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而恰恰是残存的、旧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资本主义势力在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破坏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整人,可以说一切左、右机会主义和运动的扩大化,无不与此有关。
  
  可见同样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我们眼中和王蒙的眼中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看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是:人们愉快而自觉的劳动;没有后顾之忧的安定生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平安夜;健康的锻炼和无忧的治病,以及同志间的互相关心和帮助;孩子们从小到大无忧无虑健康的成长。这是一个多么健康合理的社会啊!但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健康的社会,它在王蒙的眼中,却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唐吉柯德在无缘无故地大战风车!这合符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吗?!
  
  今天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40年了。那么你认为今天的社会是很合理的了?即使农民工一年辛勤劳动,要拿到工资都那么不容易。如果无奈地想各种讨薪办法,还有被定成“非法讨薪”之罪的危险。而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这样的事是连想像也想像不出来的。难道这恰恰就是王蒙所喜欢的,没有阶级斗争和“造反”的“和谐”社会?!(作者:顾凌英;源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