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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印、黄英伟、狄金华: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

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
  
  【编者按】或许,“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远非一个道德家的天堂”,而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因缺乏物质激励而在工厂生产中普遍怠工,生产效率必然低下”,这种看法又过于简单。那么,在物质激励机制几乎不存在的条件下,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在改革前的三十年如何取得高速增长,并保持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在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工人的“表现”,往往深受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的规约,同时也被其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国营企业的认同感以及政治奖励和精神鼓舞所深深影响。本文作者通过对近百位国营企业退休工人的访谈,逐一分析了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因素,这或可帮助我们对当时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新的理解和认识。
  
  关于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管理和劳动效率问题,近三十多年来,无论是改革导向的官方话语,还是主流的经济学研究,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形式主义视角加以解读,把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者,设想为纯粹的“理性经济人”,视其在生产劳动中的表现,为物质激励的直接结果,激励越多,则积极性越高,反之亦然。这种表述从制度着手,强调了工农业生产中的低效率,仅仅突出正式制度中在其看来最不利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的方面,即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事实上,毛泽东时代微观经济组织中的正式制度,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制度本身也一直在变。
  
  另外,传统研究视野中的制度,只有正式制度,没有非正式制度。对于非资本主义的或者非市场经济中微观组织内部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不能仅仅从某项正式制度的某一侧面(即个别年份的平均主义劳动报酬制度)加以推论,而必须放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劳动者所在单位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氛围中,综合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诸多因素,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行为,有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
  
  因此,要理解为什么在物质激励机制几乎不存在的条件下,中国的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在改革前的三十年如何取得高速增长,并保持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高,须在劳动报酬制度之外寻找答案,把当时国营企业内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项制度因素考虑进来。只有把这些显性和隐形的制度因素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综合考察,我们才会对工人在日常生产劳动中的个人行为有所了解。
  
  一、对退休工人的访谈:关于毛泽东时代工厂劳动的总体印象
  
  基于以上思考,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七位同仁①在2012年—2013年间展开合作研究,分别在上海、武汉、南京、北京、宁波、广州、西安等地访谈了97位退休人员。所有采访对象都曾于1978年前在国营企业里工作过几年乃至数十年。采访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强调,他们当时在生产中“有积极性”或“积极性蛮高的”、“干劲大”或“干活拼命”,甚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拖拉、偷懒的行为“少得很”。
  
  不过,不同年份作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前后变化很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在“文革”前十来年表现最好②。在其中某些特定年份,工作热情尤为突出。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那些曾经在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饱受失业和通货膨胀之苦的城市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国营企业,带着感恩心态参加生产。50年代中期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许多曾在私营企业工作并遭受老板剥削的职工相信,他们已经成为企业的主人。在“大跃进”初期,工人们更是热情高涨。而“大跃进”中后期,工人们忍饥挨饿,体力耗尽,生产劲头骤降。“文革”初期,工人的干劲跌入低谷。工人们分裂为不同派系,相互冲突,乃至发生武斗。管理经验丰富的干部大多下台,导致生产秩序混乱。到1969年,大型企业纷纷实行军管,情况因此有所改观。
  
  访谈对象普遍反映,除了上述若干年份的短期混乱之外,在毛泽东时代的其余年份,国营企业的工人一般都能尽职尽责地工作。不少受访者认为,懒散现象变得严重,反而是在1978年之后改革启动之初。为什么退休工人的回忆,与后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相左?如果受访者的说法可信的话,到底是什么机制使得工人们在生产中保持足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以支撑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的稳步提升?
  
  二、工人们“单纯”吗?
  
  在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们生产积极时,受访者用得最多的,就是“单纯”一词,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想法很简单。山东胜利油田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他们在“石油大会战”中顾不上家,“家就在厂门口,但是大家都连续三周不回家睡觉,不脱衣服在厂房打个盹就再干。”有时“甚至半夜跑到车间干活,那时候叫做好事不留名,做无名雷锋。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政治学习使得人思想单纯,就知道干活,劲往一处使。毛主席就是厉害,能把人团结起来”。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定期学习讨论,以及有关思想品德的日常话语,也对普通工人产生无形压力。他们必须努力工作,准时上班,确保不发生故障,否则会被怀疑故意破坏公共财产;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工人来说,任何失误或事故都可能被视作敌人的蓄意破坏和阶级斗争的动向。工厂生活的政治化,在工人中产生压力和不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动力。正如受访者经常提到的,准时上下班,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义务加班加点,工友之间相互帮助,积极改进生产技术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奉献于企业和爱社会主义的表现,关系到个人的上进机会,如入党入团、评为先进工人或劳模,成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或者由普通工人提升为小组长或部门领导。
  
  三、“单纯”背后: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
  
  宣传教育和政治运动确实是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运动高潮时期尤其不可或缺。然而,仅仅靠这些手段,并不能维持工人群体的长期的、日复一日的生产劲头。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工人们所处境遇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也会影响到生产中的表现。
  
  一些受访工人说,他们积极工作,是因为自己是“解放以前过来的人”,有“报恩的思想”。这种幸运和感恩的心理,在从农村招募来的工人中尤为强烈。一位受访者回忆,他当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每月分到31斤大米,心怀感激,在日记中写道:“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对于城里人来说,进入国营企业也很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差别明显,国家政策禁止工人在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之相互流动,两类工人之间的差别被固话。集体企业职工感觉低人一等,国营企业的职工则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种感觉在中央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或军工企业中,表现尤为强烈。北京第768厂的一名职工这样描述自己:他当时到各地出差,常带有一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公章的介绍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下,总能得到热情接待。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在就业、工资、福利和岗位流动性方面的不同待遇,产生一种无形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障碍,影响各自的自我认知和相互态度。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除了由家庭出身标签和阶级斗争话语所强化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之外,影响人们的集体意识的,还有由城乡户籍以及所在国营或集体单位所决定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意识。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比阶级标签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显得更加真实和强烈,尽管它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被人人平等的辞藻所掩盖。以婚姻为例,无论是城乡居民之间,还是国营与集体企业的职工之间要建立婚姻关系,都十分困难。
  
  工人的自豪和优越感,加上生活来源上对本单位的全盘依赖,使得他们对所在单位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认同担当了另一种激励手段或控制工具,促使团体成员投入角色。在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由于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工人们对所在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在激励其勤勉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四、“以厂为家”?工人的忠诚度问题
  
  然而,对单位的认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忠诚。这里要回答的是,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工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所在单位保有忠诚?我们的有限访谈结果或可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总的来说,以下这三类人对企业的忠诚度相对高些:首先是厂里的精英、骨干,包括厂长、书记、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和小组长等各级领导,还包括一些党员、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比普通员工更为忠心。其次是那些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比感受很深的老职工。他们对企业的依恋也比一般工人更强烈。最后一类是进厂前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包括那些原本无业或失业、后来通过招工进入国营企业的女职工,还有那些来自农村的工人和临时工。这群人很容易满足于现有地位,对企业也比较忠心。
  
  相比之下,那些对单位的忠诚度较低的,可能是以下三群人:一是那些对自己期望值很高但无法实现抱负,从而对所在单位和自身状况产生不满的人。二是那些一直粗心、失职、懒惰,不时给同伴带来烦恼或给单位制造麻烦,受到领导批评、同伴嘲笑,乃至纪律处分,直至被开除的人。三是那些日子过得艰辛、劳累的工人。他们整日埋头工作,顾不得其他事情。另外,有相当一批普通工人和一些不指望晋升的底层干部,既不失意也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对企业的态度,处在明确的忠诚、感激与失落、愤恨之间。
  
  为了进一步估计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让我们看一下受访者对他们是否经历或见证过任何损公肥私现象这一问题的回答。大约50%的访谈对象否定损公肥私在本单位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种:思想“单纯”,厂里的东西即使拿回家也没用,工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和严厉措施。损公肥私现象最严重的地方,往往是食品加工厂和单位食堂。例如,当时那些做罐装午餐肉的人,把猪肉切成长条装进暖水瓶中,然后带回家,因此很难被抓。不过,在承认单位存在损公肥私问题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强调这只限于少数人如果一个工人经常违纪且情节严重,会受到厂领导的批评和同事的嘲笑。
  
  所有这些事例显示,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职工看起来兢兢业业,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受政府宣传而变得“单纯”,更可能是由于以上提到的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损公肥私的空间都相对有限;产品是工人自己无法消费和转手的。第二,即使这样做,也得不偿失,因为一旦被发现,在一个脸面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要紧的社会中,不得不面对丧失自身地位和声誉的风险。因此,当时的国营企业乃至整个社会之所以显得纯洁些,与其说是因为工人们所断言的单纯、忠诚,不如说是单位体制和客观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行为抉择。
  
  五、规章制度、生产线、同伴压力
  
  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规章制度和其他纪律措施,对劳动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工厂大多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和请假制度,对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有较高要求。南京星火棉织厂的一位女职工回忆,当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吃午餐,上班前不敢喝水,以减少上厕所次数,来节约时间干活。上班期间,如果不得不上厕所,会小跑过去。学徒工尤为辛苦,既要赶速度,又要小心翼翼保证质量,否则不易转正。
  
  我们在理解工人的生产表现时,还必须考虑机器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在大多数工厂,制造过程采用生产线或装配线的方式,每位工人执行一项特定任务,或作为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与本组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迟到、早退或懈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影响整个生产线的进度。另外,类似化工厂这样的企业,其生产性质也不允许玩忽职守。
  
  由于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以团队的形式,为同一件任务或同一条生产线一道工作,他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对生产线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再加上同一组或同一生产线的工人,通常要为生产中因玩忽职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集体责任,因此,团队内部势必会对每个人的行为进行集体监督,对公然的偷懒、懈怠加以集体制裁。
  
  六、总结和比较
  
  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工人的劳动表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因为当时不存在直接的物质激励,便认定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和普遍偷懒,还是宣称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思想“单纯”,以厂为家,这样的认识都过于简单。本研究认为,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类不同的制度现实和具体实践,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特定情境,才能对工人的工作伦理和劳动表现有较为全面的理解。
  
  第一,物质激励的缺位。毛泽东时代的国企职工,长年不见工资的调升,奖金通常并不与个人表现挂钩。工人们一旦进厂,便会在那里终身工作。第二,社会分隔和不公。城市与农村、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差别,形成了新的僵硬且制度化了的社会等级制度:国营企业工人处在顶端,集体企业工人次之,数亿农民处于底层。建国前饱受失业和贫困之苦的工人、从农村招募的工人以及从城市青年中招聘的新员工,均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和满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物质激励的不足,也部分地构成了他们在车间里追求良好表现或者至少是合格表现的动力。第三,正式制度的激励和约束。在缺乏物质刺激时,工厂劳动的最大激励,来自政治领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旗手,或者成为党员、团员,或者从蓝领工人晋升为干部或白领职员,所有这些对工人意味良多。此外,除了“文革”高潮时期之外,各种管理措施和劳动纪律对于确保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也必不可少。第四,非正式制度。非正式约束的核心是同伴压力,亦即针对车间或班组内部玩忽职守行为的团体监督和制裁,也包括工厂领导及基层管理人员的领导风格和个人能力。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工人来说,从事工厂生产劳动时,可以有三种选择:消极怠工,政治上追求进步,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对于绝大多数的工人,更可行的是第三种选择,尽量不犯错、不出故障和其他差错,平时尽量按照上面提到的常规,完成自己的职责。这对每一位工人来说,这是做一个正常人、保住面子的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国营企业的工人,可能并不像后毛泽东时代怀旧的退休者所声称的那样,严于自律或富有道德责任感。当时的工人们之所以显得“单纯”,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那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缺少更好的选择。他们唯有这样做,方可过上平稳、正常的日子。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归根结底,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其内部的均衡,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包括工人在生计上对单位的完全依赖,单位之外就业机会的不存在,政治上由运动和日常学习所产生的服从压力,在缺乏物质激励的条件下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之以规章制度,等等。每个因素都构成了整个平衡链不可或缺的环节,任何一环的缺失或弱化将意味着不稳定和均衡态势的破坏。不幸的是,到70年代后期,尤其是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因素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消失或不起作用。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远非一个道德家的天堂。将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理想化为思想“单纯”的一群人,多少反映了老一代工人阶级面对当下财富分配不公、官员贪腐盛行和社会上道德失范所产生的怀旧心理。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工人因缺乏物质激励而在工厂生产中普遍怠工,生产效率必然低下,这种看法同样过于简单。事实上,国营企业工人的许多问题,只是在1978年后,随着政治压力的消失,物质激励的引入,从而不可逆转地损害了先前由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因素所构成的生态均衡,使习惯于单位安稳环境的工人失去了认同和安全感之后,才真正成为问题。为了更加贴近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运作现实,更准确地理解普通工人的日常经历,我们既无须像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怀旧的退休工人那样,把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毛泽东时代一整套的劳动管理方法加以美化,但也不必把改革初期的主流话语视为理所当然,把当时新出现的经济问题简单归结于改革前的制度遗产,用市场经济的逻辑解释非市场经济时代作为国民经济核心的国营企业制度的运行机制和职工行为。(来源:破土网,作者:李怀印 黄英伟 狄金华)
  
  本文英文初稿由李怀印执笔,经江满情、勇素华、张一平译为中文,并在吸收所有作者的意见后修订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