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因为:人口很多,资源有限——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因此,共同分享资源,这不仅是我们的理想,也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那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方才把中国文明视为“天然的共同体”;而且他还说: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就必须去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爆发了。那一年,马克思53岁,而此时《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出版近5年了。
  
  “巴黎公社运动”并不是恩格斯所设想的发生在工厂里的工人罢工斗争,而是一场城市运动,如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的话,那就是:它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里的斗争,而是发生在“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斗争。
  
  什么叫社会再生产领域呢?与“生产领域”相区别,“再生产”是指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今天,它主要特指住房、教育、医疗、养老这几个领域。
  
  此前,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生产领域”里的剥削来榨取剩余价值,但是,随着生产领域里“一般利润率”的日益下降,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冲动,开始从生产领域转向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而首先就是转向了城市里的房地产业。
  
  资本主义是在城市里发端的,它极大地推进了城市的扩张,城市扩张带动了资本和投资的扩张,而城市的改建和扩建,既推动了资本的积累,却也总是与城市的高负债联系在一起。同时,在拆建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制造着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大量的公共资源被资本家和开发商占据了,从而酿成了不断上演的城市危机。
  
  《共产党宣言》指出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处境,而这种观察超越了生产领域,而进入到社会再生产的领域:“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时,马上就有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向他们扑来。”如今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已经不仅是工厂主,也包括店主和房东、经营房贷的银行和中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压力,日益成为束缚城市劳动者的枷锁。现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目标已经不仅是夺回工厂,而是要夺回城市,要使城市按照劳动者的意志,而不是资本家和开发商的意志组织起来。
  
  在希腊和罗马,城邦就是“公共事业”的代名词,“条条大路通罗马”,而象征着罗马公共事业的,不仅是壮丽的罗马公道,而且也包括会堂、剧院、广场、公共浴场、运动场。而巴黎同样也是一个由广场和大道等公共空间构成的城市,但是,随着路易·波拿巴这个空手套白狼的“流氓无产者”所代表的金融骗子们上台,巴黎的公共空间却日益被摧毁了。
  
  房地产业的实质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它的发明者便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流氓无产者”路易·波拿巴,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后,路易·波拿巴任命高利贷者富尔德为财政部长,同时任命股票投资商奥斯曼负责巴黎的市政工程建设,使房地产业成为巴黎的支柱产业,于是,街道被斩断了,公地被侵占了,经过几轮房价暴涨之后,巴黎的地产业和金融业崩溃了。1871年的巴黎所面临的危局就是:它不仅是一座被普鲁士占领的城市,而且更是一座财政完全破产、陷入全面负债的城市。这就是“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历史背景。
  
  只有公社才能拯救巴黎。而巴黎公社运动的口号是:劳动者要夺回巴黎,必须按照劳动者的意志建设、管理巴黎。
  
  巴黎公社本想请马克思写一个成立宣言,而马克思却以做学问的态度写了三稿,等马克思把稿子写完,公社已经失败了,公社的宣言就这样变成了公社的悼词。
  
  韩毓海:为什么要读马克思原典
  
  (图片来源:网络)
  
  这篇伟大的“悼词”就是著名的《法兰西内战》。
  
  《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究竟讲了什么呢?这篇文献的核心,讲的是“社会”。
  
  什么是社会?“社会”原本是一个罗马词,即拉丁语的Socius:它的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后来又引申为合伙、伙伴、搭伙,孙中山先生当年用“民生主义”来翻译“社会主义”,他说:“民生主义”的意思就是有饭大家吃,这就非常确切地抓住了“社会”(一起吃面包)的含义。而最早把Socius、Social一词翻译为“社会”的,是日本人福地樱痴(FukuchiOichi),但他的这种译法则太过抽象,反而失去了这个词的原意。
  
  实际上,社会既是“一起吃面包”(人人有饭吃),也就是大家吃饭的那个“锅”。而“锅”则形象地道出了“社会”的另一面,即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须的“公共产品”。
  
  什么是“公社”呢?马克思说,公社是人们为了生产和分享公共产品而组成的自愿、自由的联合体。公社,是与国家和市场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因为后者是“被动的联合”。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是被迫的、被动的联合,“社会化的人类”或“人类社会”则是人们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当着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按照人类的共同利益,自动的、自愿的组织起来的时候,这样的组织方式,就叫做“公社”。
  
  巴黎公社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它第一次现实地说明: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自愿、自觉地组织起来,是完全可能的,也完全可行的。而从那以后,发生在俄国彼得堡、莫斯科的“十月革命”,以及发生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西雅图反对伊拉克战争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继续。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从创建社会——即劳动者自愿的组织入手的,比如说,中国革命就是从创建工会、农会、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起步,最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的。如果说国家的功能是富国强兵,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那么社会的功能就是“谋幸福,送温暖”,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帮劳动人民一把”。
  
  马克思说,人的活动绝不仅是生产与工作,人还必须有吃有喝、有住处、有病能看、能结婚繁衍后代、能休息和娱乐,能通过文化教育事业提升自己——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她)才能从事生产和工作。与前者(物质的生产)相联系,马克思把后者称为“社会再生产”。他说,“社会再生产”构成了物质生产活动的前提,因而“社会”构成了“市场”的基础,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却正在破坏这个基础,“市场”正在瓦解“社会”。
  
  在巴黎公社之前,人们只知道有国家和市场,而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也不知道社会怎样发挥其功能。即使今天,人们往往也搞不清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只要市场就可以了,国家与社会是完全不必要的。实际上,这些人完全错了。
  
  马克思思考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神也不是机器,而人的一生其实只有四件事:生老病死。可惜,这四件事恰恰都是市场不管的,而国家即使想管也管不过来,于是,管这四件事的,只能是社会。
  
  为什么说市场不管这四件事呢?因为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的主体,是指“有能力的交换者”和“有效需求者”,而老弱病残是“没有能力”的交换者,穷人不是“有效需求者”,因此,他们理应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试想,如果把教育、医疗和养老统统交给市场,那么大部分老人和孩子就惨了!因为他们是市场里“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
  
  为什么这些事也不能全靠国家呢?因为马克思说,国家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力量,是暴力机器,国家只能是按照既有的等级秩序去强制性地分配资源,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均、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等级化。何况国家是管内政外交等大事的,国家确实没有能力对老百姓的“小事”管得那么细。
  
  那么,什么是公社呢?公社的本意是社区。实际上,平民(commons)这个词,跟法语中的“大多数”(communes)相同,指的都是“社区”;甚至“下议院”真正的现代译名,也应该是“社区(包括郡、自治市)议院”。因此,“巴黎公社运动”其实就是巴黎“社区运动”。而巴黎公社的开创性成就,就在于提供了一个劳动者自己组织起来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方式:即按照街道社区、行会和工会层层结合,最终建成一个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网络。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愿组织,它与国家组织是不同的,与市场组织更是不同的,这种“主动的、自愿的联合”只能采取平等的、公开讨论的方式采取行动,而它的源头就是希腊城邦议会,罗马共和制度,就是按照“城邦社区(议会)”的方式构建起来的。巴黎公社正是现代无产阶级的新罗马,公社也建立了罗马式管理公共事业的组织——人民委员会,罗马元老院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不拿薪水,而人民委员会则由劳动者选举产生,可随时罢免,只拿普通工人的工资。
  
  人民委员会真正体现了“罗马议会”(communes)的实质,而它管理的对象,主要就是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或者说,就是孙中山所谓的“民生领域”,也就是公共产品的提供与分配:保障面包的充足,交通的畅通,公租房、幼儿园、医院的建设等等。即必须保证这些领域是非盈利的,是对所有公民平等开放的,是人人可以享受的基本人权。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吗?其实想一想林肯的名言:民治、民享、民有——这已经十分近乎“巴黎公社的原则”,而林肯说这番话的时候,恰好正是巴黎公社运动爆发的时代。但是,正像巴黎公社被残酷镇压了一样,林肯也被枪杀了。
  
  资本主义号称富裕,但却穷得养不起“社会”,即养不起学校、幼儿园、医院和养老院。在那里,“社会”不是基础,而是负担和包袱,那个制度穷得甚至连空气都不能免费。而马克思骄傲地说:巴黎公社最大的管理成就之一,就是多年积存、遍布巴黎各个角落的垃圾,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清理完毕,只有在公社统治那短暂时光里,巴黎才变得干净整洁、夜不闭户、大道通衢,在公社执政时期,面包的供应从未发生短缺,而原本盗匪横行的巴黎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无产阶级靠立足基层的群众自愿组织来随时解决一切问题,而那正是罗马传统在当代的复活——马克思骄傲地说:想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吗?这就是了!
  
  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建设城市,无非就是把金融和房地产业结合起来,把城市当作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就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就是把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转变为赚钱的工具。而按照社会主义或“巴黎公社的原则”建设、管理城市,则要求把教育、医疗、养老、环境、公租房等“公共事业”放在首位,起码必须保障每个公民在人生起点(教育)和终点(养老)这两个方面的机会平等和均等。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虽然能在一瞬间造成许多高楼大厦(随后使地产泡沫崩溃并造成“地方债”的烂摊子),但历史证明,它在教育、医疗问题上则永远一筹莫展,两相对照,两种发展方式究竟哪一个更有优越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主席晚年,主张全党要认真学习《法兰西内战》这篇文献,并将此视为自己的一项政治交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我们读《法兰西内战》?他的政治交代呢又是什么呢?
  
  我想,他的政治交代无非是两点。
  
  第一,他是提醒我们的党必须认识到:“社会工作”,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长项”,而且更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拥护的根本法宝。
  
  而所谓社会工作,又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来自人民、依靠人民的真正含义,而它的具体工作方法,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而社会工作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表现在,我们在建国之初,就致力于建立覆盖城市公费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普及教育,建立农村“五保制度”等等。我们党之所以得人心,原因就在于此;我们党之所以叫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因也在于此。
  
  而这一切,都是“巴黎公社原则”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发展,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东西。而毛泽东的政治交代,首先就是指:他要把这份“马克思的遗产”、社会主义遗产,郑重交到我们的手上。
  
  第二,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相促进的论断。这突出地表现为他所提出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反过来会对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说:我们把生产关系搞好了,理顺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当着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与困难的时候,完全不必惊慌失措,这时正好可以及时把工作的重心转向社会建设,转向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此去做,则会为下一步生产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证明了他提出的这个科学论断。1956年以来,尽管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由于我们致力于建设完善的社会体系,消灭了长期肆虐的各种疾病,普及了教育扫除了文盲,培养了人民的组织能力,维护了各民族的大团结,最终则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造就了大规模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谓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实践,其核心也就是正确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即使我们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能够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时地推动社会建设的大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能够致力于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那么,就必定会为下一个阶段经济的大发展夯实基础。1956年以来的生产关系大调整是如此,而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三千万职工下岗,我们及时推出社会保障体系和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我们的一系列战略调整同样也是如此。
  
  怎样理解今天经济的“新常态”?我认为,这里的核心依然是如何辩证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之间的辩证关系。
  
  当前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些关乎社会再生产的领域,不应该成为资本榨取的对象,而应该成为我们社会工作和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一旦把这个领域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了,一旦把社会建设搞好了,使我们的人民没有了这样、那样的后顾之忧,生产与消费的增长点就会产生出来、涌现出来。
  
  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最简单地说,第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走群众路线,不走精英路线。第二,是因为我们能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处理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第三,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运营公共资本,积累公共财富。
  
  关于这最后一点,我们在下一节里会集中论述。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因为:人口很多,资源有限——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因此,共同分享资源,这不仅是我们的理想,也正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那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方才把中国文明视为“天然的共同体”;而且他还说:为了维护这个古老的文明、古老的共同体,中国人民就必须去为创造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我们应该把一切,看作那位伟大的“西方圣人”对于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深切期待。
  
  马克思晚年过着平静的生活,专心构造着他的经济学大厦,只是,他不告诉恩格斯何时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伟大著作,甚至不让他看自己的手稿里面写了什么。他写了很多很多,稿子堆成了山。直到恩格斯放心地认为:完全不用催他了,所谓“拖延症”,那只不过是天才特有的禀赋,而马克思这个天才一定最终会把一切搞得妥妥的,最伟大的思想,总是在最后才会作为“凯旋乐章”喷薄而出的。
  
  现在钱不是问题了,时间似乎也不成问题了,晚年的马克思已不再颠沛流离,而是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巨大的房子里面平静地工作着,但是,如今出现问题的却是马克思的健康。
  
  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世了。1883年1月,马克思的第一个孩子——他最钟爱的小燕妮也突然去世了,这给了老马克思最沉重的一击。这一年的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在工作之后打算上楼休息一下,而当恩格斯按照惯例在下午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却发现整个世界一下子都陷入了黑暗。
  
  对于全世界的劳动者,乃至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最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恩格斯流着眼泪下楼宣告:马克思永远地睡着了。
  
  马克思逝世了,享年65岁。在春寒料峭的时节,“这个世界上最被污蔑和诽谤的巨人”倒下了,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的车衣厂,从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到中国贫困的黄土高原,依然在寒风中奔走的全世界劳动人民,从此永失导师,从此丧失了他们共同的亲人。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在丧失了思想和言论的发言人之后,无产阶级是否会重归沉默无声的历史境遇呢?在丧失了思想和言论的发言人之后,无产阶级是否会重归沉默无声的历史境遇呢?在丧失了马克思这伟大的大脑之后,无产阶级这个历史巨人是否也会轰然倒下呢?
  
  马克思就这样永远地睡着了,巨变到来的如此平静,平静得毫无征兆。
  
  这可慌了恩格斯,《资本论》那个手稿写得究竟怎样了呢?
  
  恩格斯拿来手稿一看,真是欲哭无泪啊!这个伟大的左撇子留下的手稿里有些文字认不清,其中一些伟大的篇章还由于洒上了咖啡而变得面目全非。于是,恩格斯知道,从此以后,自己只能在没有天才和导师的黑暗世界里,独自摸索前行了!
  
  如果说马克思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耶稣基督,那么,恩格斯就是无产阶级的圣保罗,圣保罗创造了《圣经》,恩格斯则完成了《资本论》。恩格斯竭尽全力总结出马克思的部分遗稿,他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花在了这项工作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恩格斯替马克思总结出来的。
  
  马克思去世以后,飞利浦公司的第二任资本家,他虽然不肯为《资本论》法文版出一分钱,但却对马克思手稿很是在意,飞利浦公司四处搜求马克思的手稿并封存起来。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采用了各种办法,把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从荷兰、德国安全转移到了苏联,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正是这些被保留了下来的电光石火般的文字,使马克思的形象永生。
  
  (本文选自《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马克思》十六章,韩毓海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图片编辑:Negation.N)